郭英剑｜对英语专业的不当批评，可以休矣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2024-09-04

【作者简介】

郭英剑，现任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 “杰出学者” 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二级)、博士生导师。历任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文学翻译、英语教育与高等教育研究。

郭英剑教授

对英语专业的不当批评，可以休矣

本文发表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经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如果稍加回顾我们不难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英语专业建设一直面对来自学科内外的种种批评，这种批评始终存在，此起彼伏，交替出现，从未停止。平心而论，这种批评对于英语专业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然而，近两三年以来，对英语专业的批评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批评，而是剑走偏锋，进入了一种指责模式，有学者甚至认为英语专业是对不起良心的专业，并提出要停办英语专业等建议。

我主要针对近年来对当下英语专业的不当批评提出反驳，认为不能将英语专业视为对不起良心的专业；要分清英语专业与 (非英语专业的) 大学英语教学之间的区别，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将英语专业关停并转并非正确的发展道路，不应借助媒体对英语专业的建设与发展横加指责。

一、英语专业：该不该面对这样的批评

从20世纪90年代起，英语专业就开始面临质疑、批评与苛责，几乎从未停止过。批评乃正常现象，也是件好事，正因为有了这种持续不断的批评，才使得英语专业的改革一直在路上。

然而，近几年，这种批评的声音已经由学术界蔓延至社会，既有学者借助媒体发声，也有媒体人主动介入，声浪一阵高过一阵。在这股批评的浪潮中，有一种批评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因为它偏离了既有的学术讨论的轨道，大有剑走偏锋之意；同时，这些批评大多混淆了英语专业与大学英语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课程设置等方面的不同，将两者混为一谈。

这种批评在2018年达到了高潮。当年，因为教育部领导在一次论坛上的讲话中提到了 “对不起良心的专业” (郑雪靖，2018)，该短语迅速成为网络热搜词。

其后，复旦大学蔡基刚教授的文章《大学英语：如何避免 “水课” 成就 “金课”》(2018)、《文汇报》的报道《部分院校英语专业被撤、院系 “关停并转”，大学英语缘何上了专业 “红牌榜”？》(樊丽萍，2018) 以及网传的一系列文章与报道对英语专业与大学英语进行反思、批评与责难，可谓 “几石激起万层浪”，他们在文章和报道中提出的英语专业属于 “对不起良心” 的专业的说法，更是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郭英剑，2019a：241)。

如果稍作总结，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文章或报道大体上持有如下观点：

第一，它们大都认为，英语专业是 “对不起良心的专业”。有趣的是，全国总计12个学科门类超过500家本科专业，未见有其他一家站出来承认自己是 “对不起良心的专业”，唯独有我们英语专业的学者站出来 “认领” 这个 “罪名”，并且随后被媒体追捧，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似乎英语专业的这个罪名被坐实了。

第二，批评者之所以认为英语专业是 “对不起良心的专业”，主要原因是认为该专业符合四项 “标准”：(1) 培养规格并不是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2) 教学内容不能满足大学生的需求；(3) 专业之所以存在无非是为了满足自身学科得以继续保留的需要；(4) 该专业之所以不顾需求继续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原因是这些学生是教授能成为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的基本条件 (蔡基刚，2018)。

第三，其核心观点是，英语专业人士必须放弃 “英语教育本质上是人文教育” 的片面观点，接受英语就是一门汲取和交流专业领域国际前沿信息的工具的观点。而他们为英语专业发展所指明的道路是：想要成为对得起良心的专业，要么停办，要么转型到专门用途英语方向，培养新工科的国际复合型人才——没有其他路可走 (蔡基刚，2018)。

在媒体的报道中，诸如《英语专业：昔日风光今不再》《从2010年开始——英语专业进入衰退，连续多年被红牌警告》《在人人都懂一点英语的年代，不跨界的英语专业势必衰亡》这样的大标题、小标题格外醒目，给人以触目惊心的感觉。

如果排除这样博人眼球的字眼，单单看上述观点，我倒更愿意将其放到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去加以探讨，而不是就事论事。为此本文将简要回顾一下20年来英语专业的发展历史，以及在这20年间它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质疑与挑战。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不难发现，上述对于英语专业及其人才培养目标等方面的批评实际上并不新鲜，不过是历史上曾出现的批评的一种延续，或者说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

二、英语专业：波澜起伏的20年

进入21世纪以来的20年，是英语专业由20世纪末期发展到顶点之后开始下行的开端，其间充满了各种困境、挑战，同时也面临绝佳的发展机遇。

我在《新中国英语专业教育七十年：历史考察与反思》一文中，将从2000年开始迄今为止的20年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2000-2012年，第二个阶段为2013-2019年。这20年是中国高等教育进入注重内涵式建设与发展的阶段，是国家大力发展非通用语种的时期，也是英语专业影响力下降、遭遇专业危机的时期。2013年被誉为中国走向新时代的开始，新时代对外语教育提出了更新更高更快的要求，英语教育也面临新的挑战与发展机遇 (郭英剑，2019b：12~14)。

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家开始逐步实施 “走出去” 战略，中国外语专业教育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机遇，非通用语专业数量大幅度增加。得益于高校公共英语教学的多年大力发展，凡是受过高等教育者大都达到了一定的英语交流水平，且自改革开放之后全民学英语的浪潮始终未退，因而英语一直是高校第一外语，但英语专业在高校中的重要性和社会对其毕业生需求的迫切性却连年下降。从1949年以来的发展轨迹看，英语专业在高校中与社会上受欢迎的热度长期处于稳步上升的状态，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达到顶峰，进入21世纪以后处于迅速下行的局面。因此，英语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讨论英语专业所面临的危机问题。现今人们所讨论的英语专业的危机，其实都可以追溯到进入21世纪以来英语专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与挑战 (郭英剑，2019b：12)。

这一时期发生了英语专业的 “第三次裂变”，衍生出了 “商务英语” 与 “翻译” 两个本科专业 (郭英剑，2019b：13)。更关键的是，进入21世纪以后，人们对人才培养质量进行了深刻反思。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对人才的需求也更趋多样化、多元化，人们认为高等教育的目标不仅是培养技能型的工具性人才，而且要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将 “成人” 与 “成才” 并举，重视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在这种时代要求的指引下，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育从人才培养理念、人才培养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入手，实现了人才培养的关键性转变 (戴炜栋，2008：24)。

然而，这一时期英语专业影响力严重下降，在其发展历史上第一次遭遇专业危机。原因总结如下：

第一，英语学科内部的危机。众多外语类院校在原有的外语学科 (外国语言文学) 之外，增加了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等学科和新闻等专业。而在这些学科与专业的学生培养目标中，很重要的一项指标是要求他们的外语 (一般首选是英语) 必须要达到英语专业的基本要求。这对英语专业形成了巨大冲击。

第二，英语学科外部的冲击。改革开放以后，高等院校极其重视公共英语教学；进入21世纪后，高校不断推出更为贴近时代需求和学生实际需要的改革，对学生的英语水平提出了具体要求。在中国优秀的大学中，学生们的英语水平普遍很高。这就从英语学科外部对英语专业形成了很大的冲击。

第三，社会发展的国际化需求。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强劲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多元化的局面，经济、商学、金融、法律等社会科学成为新时代热门的学科增长点。21世纪高校的国际交流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很多高校不同专业的优秀大学生在校期间都有机会到国外去学习，毕业之后，也有很多学生选择到国外继续深造。因此，作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一度发展到单个学院可以招生上千人的热门专业，英语专业一步步受到冷落，第一志愿上线率也在逐年下降 (郭英剑，2019b：13~14)。

以上原因使得英语专业师生普遍感到困惑：英语专业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如何适应时代的需求？同时，“英语复合型人才” 的理念、提法与培养目标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学界对此展开了诸多学术讨论。大家质疑的焦点是：在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往往把英语当作工具，只注重技能训练，人文知识与素养缺失，丢弃了语言文学/ 文化的传统特色；过分关注市场需求，忽略了人才整体素质的培养；新专业的课程设置过多，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生的语言水平 (戴炜栋，2008：70)。

正是在这个时候，学术界开始了关于英语专业究竟应该培养工具性人才还是应该坚持人文特点、培养具有人文知识与素养的通用人才的观念之争。虽然这样的争论尚没有明确的结论，但这种针锋相对的思考与讨论深化了新世纪与新时期的英语专业教育改革，对于解答如何定位英语专业、如何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如何使英语专业适应时代的需要与发展等问题具有积极的作用，对后来的改革也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郭英剑，2019b：14)。

三、英语专业20年：我的批评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对英语专业建设的发展一直感到不满，因此提出了诸多意见和建议。我的批评始于对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缺乏文学理论的质疑，进而关注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课程设置，聚焦如何在具体的课程建设中实现培养目标，再到探讨英语专业的核心素养，最后到思考当下英语专业建设的走向以及未来发展。

2002年，我在郑州大学工作时邀请时任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的王守仁教授、时任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的殷企平教授、时任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院长的虞建华教授、时任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的程爱民教授以及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李公昭教授等5位知名学者一起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5期上发表了一组文章，专门讨论英语专业建设问题。到目前为止，这些文章依旧是此类讨论中被引用最多的文献。我当时所发文章的题目是《从文学理论的缺席谈起——文学教学的目的是什么？》。

该文针对 “为了规范全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的英语教学” 而制订的新版《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2000年3月发布，以下简称《教学大纲》) 提出了批评。《教学大纲》为英语专业学生安排的课程共分三大类：第一类是专业技能课，第二类是专业知识课，第三类是相关专业知识课。它既没有规定 “文学理论” 或 “文艺理论” 的课程，也没有安排 “文学批评” 的课程，带有 “理论” 字样的课程倒是有一门——“语言学习理论”。在这样一个 “本大纲所作的各项规定，对全国各类高等学校的英语专业均有指导意义” 的册子中，文学理论的 “缺席” 或是 “缺失” 是令人深思的 (郭英剑，2002：6)。这篇文章发表后在英语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目前在Google Scholar上查到的引用为95次，在百度学术上查到的引用为97次。

2004年，在深圳大学召开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我在大会发言中对英语专业的建设提出了批评，特别是对《教学大纲》中有关文学的课程设置以及专业建设目标等提出了批评与建议。当时主持会议的蒋洪新教授 (时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 以下简称 “教指委” > 委员) 在大会上对我的发言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2003年，我在郑州大学为本科生讲授《美国文学》课程，该课程旨在引导学生阅读、理解和分析美国各个时期不同流派、不同题材的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的原文。我在课程中探索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引导学生提高文学的分析和鉴赏能力，培养其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使其不仅能够提高个人修养及人文素养，而且可以将这种能力应用到现实世界生活中，包括培养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观等。当年，该课程被评为 “校级精品课程”，我也被评为校级教学名师。我们当时还制作过视频课程。2005年，该课程又被评为 “河南省精品课程”。

2005—2015年，我在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工作，继续承担本科生的《美国文学》课程教学工作。2007年，该课程被评为 “校级精品课程”。在此期间，我与学院同仁一道，对英语专业建设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仅在2010-2015年这6年间，由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主办的与英语专业建设有关的全国性会议就有5次，分别是 “21世纪英语学科建设与发展研讨会” (2010年11月14日)、“首届全国民族院校外国语学院院长论坛” (2011年6月11日)、“英美文学最新动态学术研讨会” (2011年6月25日)、“全国英美文学教学研讨会” (2012年12月7-8日) 以及 “新时期英语专业建设与发展研讨会” (2015年1月21日)。全国英语专业的众多顶尖专家学者以及来自美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一流大学的部分学者参加了这些会议，对英语专业面临的困境与出路进行了深入探讨。

以2015年1月举办的 “新时期英语专业建设与发展研讨会” 为例，针对当代英语专业建设与发展的困境，有学者提出，高校必须培养出高层次的顶尖英语人才，让他们在国际交流中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有学者认为，英语专业应该在人文性与工具性之间达到平衡；还有学者建议，高校英语专业建设应当顺应新时期高等教育 “多样化” “大众化” 的特点，建设 “中国语境下的英语专业” (21世纪英语网，2015)。

2015年至今这5年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工作，对英语专业的建设与发展做了更多的思考与探索，在《中国外语》《当代外语研究》《语言教育》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探讨英语专业的核心素养、英语专业建设该向何处去等问题。除此之外，从2013年到现在，作为教指委英语专业分委员会委员，我也参与了制定《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英语专业本科教学指南》的部分工作。

上述个人对英语专业的批评思考与实践探索或许微不足道，但作为英语专业的学者，我亲身经历了这20年英语专业的发展历史。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前文中提到的对英语专业的批评呢？

四、为什么说是不当批评‍

之所以称上述批评为不当批评，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理解错误。“对不起良心的专业” 虽然源于教育部领导的讲话，但个人认为这其中所传递的信息更多还是恨铁不成钢，是对那些不认真办学行为的一种警示。教育部领导讲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某些专业就是 “对不起良心的专业”，而是说好专业如果不好好办，就是 “对不起良心的”。如此一来，任何专业，包括英语专业，都不应该主动认领这样的评价，除非他们真的认为自己一开始就没打算认真去办这些专业。如果有人非要将英语专业定义为 “对不起良心的专业”，那么，我对此表示反对。道理很简单，不宜用对得起和对不起良心来衡量和评价一个专业，只能用是否对得起良心来衡量办学者是否认真地去办这个专业。专业没有优劣之分，一个专业的兴衰与否受多种因素影响，用 “是否对得起良心” 来对专业本身而不是办专业的敬业程度来作道德与伦理拷问，显然是用错了词汇。

再者，即便对办得好 (究竟什么算办得好另当别论) 的专业来说，也很难说它就一定对得起 “良心”。比如，理工科培养出来的科学家，特别是能制造出原子弹的科学家，他们不都是怀着对科学的执着之心投身研究的吗？但当看到原子弹运用到战争中会让很多人失去生命时，他们当中很多人会产生有负罪和内疚感。因此，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爱因斯坦当年既是研究原子弹的专家，也是坚决反对使用原子弹的科学家。如果非要让某个专业戴上 “对不起良心” 的帽子，那么像核物理这样的专业岂不成了真正对不起良心的专业？我们知道，显然不会有人这样去看问题 (郭英剑，2019a：242)。因此，用对得起对不起良心来衡量英语专业，显然是对教育部领导讲话断章取义的理解。另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外语专业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外语人才，他们广泛活跃在外交、外贸、教育、旅游、国防等各条战线上，很多人都成为各自领域的专家或骨干，为国家建设和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都是外语专业的巨大成就，没有外语专业教师的辛勤付出，我国的外语教育怎能会取得这样的成就？从这一点上看，外语专业怎会成为 “对不起良心的专业”？其次，专业非专业不分。上述批评往往将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与非英语专业的大学英语教学的人才培养混为一谈，导致英语专业与专业英语之间的疆域纷争和相互误解 (孙毅，2019：17)。所谓英语专业是指 “以学习英语为宗旨，以研究英语相关领域为中心，以获得英语专业的学士学位 (degree) 为目的的本科专业”，而所谓非英语专业是指各类高校各个专业所必修的英语课程，即现在所称的 “大学英语” 或者 “公共英语” (郭英剑，2019b：2)。众多对英语专业的批评实际上都牵涉英语专业的定位问题。有必要厘清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英语专业 (一如所有外语专业) 是既具工具性也具人文性特征的专业，可谓双重价值并存。两者之间的关系表现在，前者是基础与特征，后者是保障与属性，这两者缺一不可 (郭英剑，2019a：243)。

再次，所指方向有误。如前所述，上述批评与质疑为英语专业发展所指明的道路是要成为对得起良心的专业，要么停办，要么转型到专门用途英语方向，培养新工科的国际复合型人才——没有其他路可走。这里的错误有三。第一，不该自我定义 (这已经不是单单的认领) 为对不起良心的专业——这不符合事实。第二，说停办太随意。正如批评者所说，在全国1448所普通本科高校中，有超过1000所设有以英美语言文学为主要方向的英语专业，在校学生总数超过60万。我国每年的英语专业毕业生有近20万 (蔡基刚，2018)，面对如此众多的院校与庞大的群体，停办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不言自明。当然，对于确实需要停办的专业，无论多少人，都是要关停并转的，但英语专业显然并不属于这样的专业。第三，所谓转型到专门用途英语方向，成为复合型人才，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路可走，这样的说法不但太过单一，而且错在太绝对。

由于英语专业 (一如所有外语专业) 所具有的双重特征与双重价值，我们所培养的人才可以走进完全不同的领域。在应用与实用的学科之中，他们可以结合科学技术、社会科学，或者职业、专业和技术，充分发挥其语言优势，为所进入的学科服务；在人文学科的研究中，他们则可以在语言、文学及区域与国别研究等领域发挥其专业特长，同时也可以在同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哲学等领域发挥作用 (郭英剑，2019a：243~244)。

最后，对于学科建设与专业发展这样学术性很强的问题，最好将其限于学术界内部加以讨论、争论与辩论，这将有助于把论题限定在学术规范的范畴之内。此类讨论一旦走上媒体，成为头条和热点，人们很容易被参与其中的情绪所左右，或许会被哗众取宠的通栏标题传递的错误信息所误导。

面对上述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话题，很多学者都避而不谈，而我之所以愿意参与其中并撰写文章加以反驳，其中一个原因或者考虑是，我不希望一些媒体一边倒地唱衰甚至停办英语专业的声音误导大家，特别是不希望误导各个高校的校领导，因为一旦他们对英语专业 (也包括所有外语专业) 有了这样因被误导而产生的 “偏见” 或者说 “成见”，对于该校的英语专业 (也包括其他外语专业) 的发展而言，都将带来灾难性甚至是毁灭性的后果。

结语‍‍‍‍‍‍‍‍‍‍‍‍‍

正常的学术探讨、学术交流、学术批评都应该受到鼓励，所有学者也都应该具有被批评的雅量。但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应厘清事实，找准问题的靶心，然后才能进行有效的学术交锋。

综上所述，学者不应认领也不该将英语专业称为 “对不起良心的专业”，这样的定位是错误的、不符合实际的。针对英语专业的批评不应涉及非英语专业的大学英语，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批评者所指出的发展道路，即不停办就只能转型为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观点过于偏颇。其实，英语专业所培养的人才，既可以成为专业的英语人才，也可以成为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

由此，我认为，对英语专业的不当批评，可以休矣。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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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文经授权推送，未经授权不得转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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