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宁 （以下简称 “何”)： 王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这次访谈。在此祝贺您荣获2021年度杰出教学奖，这是目前高等教育学领域奖励力度最大的奖项。颁奖词说您 “以卓越学术支撑卓越教学”，您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首先想请您谈谈自己的治学之路，分享成为一位优秀的外国文学研究者的经验。

王守仁 （以下简称 “王”)： 在我看来，外国文学研究始终要关注的是如何将个人的研究兴趣与国家需求相结合。回顾我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治学之路，我是从经典入手。我们知道，传统的外国文学研究都是从经典文学研究开始，我在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时，就选择了外国文学中的经典来研究。当年我在英国伦敦大学读书，硕士和博士论文写的都是19世纪英国文学。20世纪80~90年代我在 《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 等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主要是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我们经常提到学术创新，“创新” 在这里指对某一领域的开拓性研究，突破了原先研究的藩篱，获得了新的结论，加深或拓宽了人们对这一领域的认识。一般来说，对经典作家的研究前人学术积累很多，需要以此为出发点 “接着说”，有新的发现，要求是比较高的，能够见出学术功底。对于青年教师来说，研究经典文学是很好的训练，有助于打下扎实的学术基础。与研究经典相关的是重视文本阅读。文学研究主要涉及阅读、思考、写作，其中阅读作品是开展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作为外国文学专业工作者，我们必须重视阅读文本，尤其是阅读外文原著，对文字本身怀有敬畏之心，进入文本内部去理解和分析，在细读作品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要真正认识一个作家的创作、认识一个国家的文学，只有通过自身的阅读这唯一的途径。开展经典文学研究使我接触到外国文学史，我当时发现国内一些外国文学史著作内容相对陈旧，存在不少舛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并没有阅读作品，导致一些与事实不符的 “硬伤” 以讹传讹，于是我萌发了重写文学史的想法。另外，也是为了满足国内教学与研究需求，我和同事一起撰写了四卷本 《新编美国文学史》，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编写的规模最大的、能体现中国特色的美国文学通史，较为完整地呈现了美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全貌。《新编美国文学史》 是国家社会科学 “九五” 规划重点项目。与此同时，我还参与了国家社会科学 “九五” 规划重大项目——五卷本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史》 的编撰，担任整套书的副主编和第二卷的主编。我在外国文学史编写方面辛勤耕耘，出版了国别文学通史 《英国文学简史》、断代文学史 《20世纪英国文学史》、文类史 《英国文学批评史》 和 《英美文学批评史》。我在文学史的编撰中，对文学的发展和文学研究产生了诸多思考，对文学史的编写做了诸多探索。如在编写 《20世纪英国文学史》 时，我就采用了史论的编撰方法，突破传统的文学史书写，以论述史，突出一定时期内重要作家作品对推动英国文学发展所做的贡献，会同合一各家言说对文本新的阐发。撰写外国文学史著作的外在动因是当时国内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存在这方面的需求，内在动因是对于我个人的学术发展也大有裨益。为了撰写战后美国小说，我阅读了不下几百部小说。我个人喜欢阅读，非常享受阅读，可以说我可能是国内阅读具体英文原著作品最多的老师之一。掌握第一手史料要求我广泛阅读，这拓宽了我的知识视野，使我的研究具有 “博” 与 “通” 的特点，并在文学研究方面能够贯通古今中外，对文学研究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了宏观的认识。四卷本 《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 便是依托我对战后外国文学发展史的宏观认知和丰富积累，聚焦重要流派、思潮和现象，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揭示了战后世界历史进程和文学进程相互之间复杂多样的互动关系，从深层上去了解创作了当代外国文学的人民及其社会。

何： 您立足文本开展外国文学研究，将精深与广博相结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我注意到近年来您持续关注现实主义，有一系列相关论著问世。请问在当下研究现实主义的意义何在？

王：  我年轻时曾大量阅读狄更斯（Dickens)、巴尔扎克 (Balzac)、托尔斯泰 (Tolstoy) 等现实主义大师的小说，奠定了我阅读、研究外国文学的基础。与此同时，我还阅读了许多中国作家的现实主义作品，对现实主义一直有研究兴趣。早在1998年，我在《外国文学评论》 发表论文——《谈20世纪的现实主义》。《译林》 2000年第六期刊登了我的文章——《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小说》，该文被 《新华文摘》 转载。《外国文学评论》 2007年第一期刊登的 《回忆 理解 想象 知识——论美国后现代现实主义小说》 论文对后现代语境下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特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我主撰的 《新编美国文学史》(四卷） 辟有专门章节讨论20世纪60年代的 “现实主义小说” 和70年代以来的 “新现实主义小说”，对贝娄（Bellow)、厄普代克 (Updike)、德里罗 (Delillo)、莫里森 (Morrison) 等当代优秀现实主义作家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外国文学研究》 2016年第三期刊登了我和我的博士生林懿共同撰写的 《在悖论中坚守——现实主义文学的当代发展与理论争鸣》，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及其理论呈现出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势。2011年我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 获批立项。现实主义文学关注现实世界，以反映社会生活、追求真实为主要特征，因此，战后现实主义文学成为审视战后外国文学最好的切入点。《战后世界进程与外国文学进程研究》(第一卷）——《战后现实主义文学研究》 全方位展示了战后现实主义的发展全景，不仅研究了英、法、美等发达国家的现实主义文学，还将视角延伸到非洲、亚洲、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通过详尽讨论道德现实主义、自觉现实主义、反战文学、族裔文学、新现实主义小说、地域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体现实主义等各国涌现的各式各样的现实主义，揭示战后现实主义的多元发展态势及其丰富内涵。该书从中国学者的立场出发，对历史进程和文学的产生进行独立的分析和思考，如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重新评价，公允客观地评价其是非功过，对战后现实主义文学进行了一种历时和共时的总体性把握。

得益于我在经典文学研究过程中打下的扎实基础以及经过文学史编撰之后形成的对文学的整体性、贯通性认识，我选择现实主义作为目前的研究重点，正好文学史写作任务基本完成，可以逐步转移到这一重要领域，集中时间、精力开展研究工作。2018年10月我在南京大学主办 “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研究国际研讨会”，邀请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的高校及丹麦、美国、新加坡、瑞典、越南等地的百余位学者，围绕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建树与相互影响、现实主义对世界文学的形塑、现实主义诗学、现实主义的多元发展等学术话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会议论文集 《表征与重构：跨越边界的现实主义文学》 于2019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2020年第六期邀请我主持 “当代现实主义研究” 专栏，对现实主义理论问题进行专题讨论。Orbis Litterarum (《世界文学》 A&HCI期刊） 2021年第四期推出的 “Realism in the Post-Truth Era”(“后真相时代的现实主义”） 研究专辑，由我负责组织策划，共组稿六篇，论文作者来自中国、英国、德国、荷兰、克罗地亚。该专辑在世界文学的视域内研究现实主义，在形式与体裁方面跨越文学与艺术边界，涵盖小说、戏剧、电影，也跨越了国界，有魔幻现实主义、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和阎连科的神实主义，在全球学术空间推进现实主义研究。《浙江社会科学》 2021年第十期刊登了我的文章 《现实主义文学研究的勃勃生机》。今年我计划在 《外国语文研究》 集刊推出 “现实主义研究” 专栏，邀约的文稿包括 《论现实主义的审美维度》《论现实主义的情动维度》《现实主义论争中布莱希特的历史小说创作》等。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少批评家冷落甚至贬抑现实主义，认为现实主义已经 “过时” “枯竭”，但这与事实相悖。20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复杂的社会生活既为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也给作家们提供了新的表现主题。特别是战后世界各国现实主义文学形态不一，流派纷呈，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过去十年，国外学者对现实主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2012年 《现代语言季刊》推出 “边缘的现实主义” (“Peripheral Realisms”）专辑，关注当今世界经济核心国之外的边缘地区和半边缘地区的现实主义发展。杰德·艾斯蒂与科琳·莱（Jed Esty & Colleen Lye）撰写长文，将文学批评领域研究方法发生的新变化称为 “新现实主义转向” (new realist turn) (Esty & Lye, 2012：276)，认为这是继 “语言学转向” “文化转向” 后文学研究新的发展动向。2013年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出版 《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对以福楼拜 （Flaubert)、左拉 (Zola)、托尔斯泰、加尔多斯 (Galdos)、乔治·爱略特 (George Eliot) 等人为代表的19世纪现实主义进行再思考，并在此基础上建构现实主义新理论。詹姆逊对现实主义的思考是从情动维度切入的，他将情动视为现实主义时间性迈进的动力。2016年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的 《小说》 期刊推出 “世界性现实主义” (“Worlding Realisms”）专辑，刊登九篇学术论文。作为21世纪的学者，撰稿者们 “对如何超越19世纪状况和欧洲空间的世界性现实主义进行探索” (Goodlad, 2016：191)，即在时间上不再局限于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在空间上打破以伦敦—巴黎为地缘轴心的世界文学模式。英国、丹麦的学者于2015年启动 “现实主义的景观” (“Landscapes of Realism”） 研究项目，对现实主义进行 “绘图”(mapping)，重新解读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分析现实主义诗学的回归与演变，梳理现实主义的研究路径。《现实主义的景观：比较视角下现实主义文学的再思考》(Landscapes of Realism：Rethinking Literary Re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上卷） 已于2021年出版。当代学者就现实主义诗学进行探究，对传统观念、范畴、认知方式和方法进行重新审视，展示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深刻性。

我们生活在 “后真相”(post-truth）时代，面对虚假新闻、谎言、谣言、伪科学，真切地感受到了 “对真实的饥渴”(reality hunger)(Shields, 2010)。耿幼壮教授 （2019：107） 在讨论伊格尔顿 （Eagleton） 的爱尔兰问题研究时提出 “文学的真实与历史的虚构” 的观点。文学文本是虚构的，但正是通过虚构可以揭示真实，而现实主义最能体现文学的这个特点。现实主义帮助我们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研究现实主义也许是当今时代我们发现真相、直面现实、达到真实最为可靠的途径。我们从事外国文学研究，要坚持 “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的原则，“从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出发来探讨和研究外国文学” (吴元迈，2010：13)。现实主义构成中国文学主流主脉，是中国现代文学和革命文学最鲜明的色泽。现实主义文学历久弥新，现实主义理论之树常青。研究现实主义文学具有独到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促进中国文学文化发展，服务国家战略，有助于文明互鉴，彰显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整体性，打造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时代呼唤我们进行现实主义理论创新，取得研究新成果。

何：您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很好地诠释了如何将个人的研究兴趣与国家需求相结合。2018年您在 《外语研究》 发表文章 《外国文学研究要做出无愧于伟大新时代的工作》，在宏观上思考我们国家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 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外国文学研究要更加关注文学文本、关注现实需求、关注中国视域,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研究体系。在新时期，您认为成为一位优秀的外国文学研究者需要如何努力？

王：  归纳起来八个字： 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立足中国” 是指扎根中国大地，坚持 “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增强服务国家、服务人民、服务社会的自觉性。“外国文学研究” 这个名称意味着我们是在中国语境下去研究非本国文学，隐含了中国主体立场。“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要创新，要有活力，一定要把握时代脉搏，主动对接国家需求。我在文章中提到的 “中国视域” 包括了中国视角、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需求、中国资源等要素。从中国立场出发，汲取中国历史文化的丰富资源和中国智慧，用比较和跨学科的眼光审视外国的小说、诗歌和戏剧作品，有助于加深对外国文学文化的认识，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研究体系的关键所在。杨义将自己研究叙事学采取的学术方法概括为四句话：“一、 回到中国文化原点；二、 参照西方现代理论；三、 贯通古今文史；四、 融合与创造新的学理。”[转引自舒晋瑜，《中华读书报》，2015-05-06（15）] 杨义的研究方法对我们开展外国文学研究有借鉴意义。

“外国文学” 顾名思义，“外” 字当头，有别于中国文学，指外在于中国的世界各国文学，这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外国文学研究的学科内在逻辑同时也导向 “全球视域”，要求我们面向世界。这里涉及学术研究的国际化问题。客观地说，虽然我们的工作属于外国研究，但在国际发表方面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我个人主张高校外语教师应该能用对象国语言在国外发表论著，在国际学界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我自己也身体力行, 一直坚持双语写作。早在1988年我就在美国的英文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990年我的英文学术专著由英国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我曾和香港大学英文系老师合作编辑英文集刊Critical Zone：A Forum of Chinese and Western Knowledge，去年又有关于现实主义的英文论文发表。

目前我们国家大部分的外国文学研究成果是以中文为载体，这个知识体系是为中国读者服务，“为了繁荣、发展和强健中国文学这个母体” (陈众议，2019：6)。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国学者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已积累起丰富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外国文学研究还有一个以外（英）文为载体的知识体系。据统计，“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SSCI）中的英文期刊占96.17%，“艺术与人文学科引文索引” (A&HCI）中的英文期刊占75.26% (饶高琦、夏恩赏、李琦，2020)。两个知识体系分别隶属于不同的话语体系，而话语是有动机和目的的交流方式，隐含意识形态、社会历史文化、学术传统规范等。以中文为载体的外国文学研究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部分，受叙者是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读者，必须考虑他们的实际需求和阅读期待；而以英文为载体的外国文学研究是面向国外的英语读者，有不同的目的、功能、语境和价值。“文化走出去” 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学术走出去，发出中国学者强劲的声音。在这方面，近年来涌现出一批优秀学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提高了中国学术的国际显示度。鼓励用英文写作，并不意味着中文论文不重要。文秋芳教授呼吁要重视 “以中文为载体的学术创新”，避免 “洋文至上” 倾向 （文秋芳，2021：81-83)。李宇明教授从 “三世界” 视角来看语言的功能，即发现新的世界图景，保存旧日世界的老图景，转述新世界，通过翻译获得世界新图景。“只有前沿科学家 （包括人文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 才能发现新的世界”，并 “首先描绘新的世界图景”。我们应该关注什么样的语言在描写新世界，努力 “增加中文的国际知识供给”，使中文成为原创知识的载体，这是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实施 “中文首发” 制度的意义：新知识的创造在中国，载体是中文（李宇明，2020)。外国文学研究两个知识体系因其各自的学术传统、互文指涉、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不同而存在差异。虽然两者自成一体，但不应该是自我封闭、相互排斥的，而是要展开对话，互为支撑，“使中英文和中外知识同步双向循环” (文秋芳，2021：84)。语言作为知识载体必须在多维度对接契合，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文学的产生、流通和接受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形成文学的全球化和全球化的文学性” (王守仁 等，2019：25)。如同其他学科一样，新时期一位优秀的外国文学研究者要具备双语写作的能力，以中文为载体报告高水平研究成果，服务我们国家的文化建设，同时能将自己的研究成果通过国际平台发表，让国际同行了解，在国际学术空间参与知识的创造与流通，这些都需要非常专业的学术训练。

何：  由此说来，高校外语教师的教学必须以学术研究为支撑，提升业务水平，否则也无法胜任高质量人才培养工作。

王： 确实是这样。“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说科研决定水平，一流科研决定一流教学，这也是我为什么提出要做学者型高校外语教师。我任教的南京大学作为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凝练的新时代 “四个融通” 人才培养新理念的第二个 “融通” 便是 “科学研究与本科教学融通”，强调 “以更高水平的科教融合和前沿引领，提升学生知识探究的高度”。其实，科研与教学是可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即科研引领教学，教学反哺科研。在这方面我得益颇多。由于我在英国文学研究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2000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在策划全国高校英语专业系列教材时，就邀请我担任 《英国文学选读》 的主编，该教材第一版2002年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第四版去年在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中获得二等奖。我作为负责人的 “英美文学与文化团队” 入选教育部 “2007年国家级教学团队”，我主讲的 “英国文学” 入选首批国家精品课程，“英国小说” 慕课作为其拓展课程，2020年被教育部认定为国家级一流在线开放课程。值得一提的是，我基于多年的知识储备对 “英国小说” 慕课进行全新设计，重构教学内容，有机融入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课程上线中国大学MOOC平台后受到学习者广泛好评。教育部刚刚公布了首批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名单，南京大学 “英语专业文学与文化课程群虚拟教研室” 榜上有名。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绩，学术研究起到了引领、支撑、滋养教学的作用，切实强化了人才培养水平。

何：您是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和第三届杰出教学奖获得者，入选第一批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教学名师，教学工作成绩显著。请问您是如何做到 “卓越教学” 的？

王： 首先是追求有灵魂的卓越，即牢记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的初心使命，自觉以习近平总书记 “四有”(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 好老师的标准要求自己，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第二是以学术研究支撑教学。对于高校外语教师来说，教学不只是传授知识和技能训练，还要体现学术性与专业性，教师必须对自己所讲授的领域有深刻全面的认识，并能够将自身的理解转化为学生的学习，将科研优势有效转化为教学优势。第三是自觉开展教育教学研究，不断思考如何适应时代的需要，如何优化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推进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将教学研究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一直围绕中国一流外语人才培养路径进行探索，主持的教改课题 “英语本科生综合素质培养途径的研究和实践” 和 “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分别获1997年和2005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018年 “高素质外语人才跨文化能力培养体系创新与实践” 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二十多年来，外语教学改革一直在路上，持续用力推进。在这个过程中，我个人的体会是要去思考教学，研究教学，探索实践。比如，如何界定外语专业一流人才？扎根中国大地办外语专业、培养人才，最显著的特点和不可替代性是什么？我反复思考、观察，锁定在 “跨文化”：我们的外语专业不同于欧美国家的母语专业，因为我们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我们的外语专业也不同于国内大学的中文系汉语专业，因为我们是为国家改革开放事业培养国际化人才。外语人才是中外沟通的桥梁，能连接中外，促进双向融通。我结合自己的人才培养实践，对国际学界通行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概念进行拓展和创新，凝练外语专业学生 “跨文化能力” 这一独特的关键能力与必备素养。追求卓越教学最基本的一条是对教学有热情，对学生有爱心，用心教学，舍得在教学上投入精力。

何： 您在高校长期从事外国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致力于外语专业的建设与发展，并有许多思考。教育部近年来在推动新文科建设，请问外语专业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应该怎样发展？

王：  2020年11月，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新文科建设做出全面部署；去年10月，教育部公布了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新文科建设是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新文科之 “新”，不仅是新旧的 “新”，更是创新的 “新”，即为了推进文科教育创新发展，我们必须准确把握新文科建设的理念。外语教育属于文科，在新文科建设中不能置身事外，而是要遵循新文科建设的目标和路径，发展 “新外语”。 

之所以提出 “新外语”，是因为时代发生了剧变。“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2018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是对当今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自身发展做出的重大判断。大变局要求我们能 “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我国外语教育过去聚焦于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主要是 “了解外国”，现在需要我们在此基础上拓展，“传播中国”，讲好中国故事。新文科建设的重要任务是提升文化软实力，塑造国家形象。“文化软实力” 表现为影响力 （会讲中国故事)、感召力 （讲懂中国故事)、塑造力 （讲好中国故事)，正好成为新时代 “新外语” 的新使命。

新文科建设发展路径是融合创新——与现代信息技术融合、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与相近专业集群融合。我了解到不少学校正在研究并有实际行动，建立健全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探索法学+英语、外交学+法语、德语+法学、英语+信息工程双学士学位等多学科交叉渗透和跨界融合的育人新路径和新模式。客观地说，外语学科与其他学科融合，知易行难，能否成功取决于人员、资源、机制、政策等许多因素和具体条件。

“新外语” 的内涵是丰富的，有多种建设途径，其中之一是按照 “与相近专业集群融合” 原则，实现外语与传播的融合，突出国际传播能力培养。传播 （communication）不等同于新闻，不仅仅是报道，而是言说。语言既是传播的媒介，本身又可以成为传播的内容。传播与外语专业的语言学科本质是贯通的,将 “传播” 理念引入外语专业教育，可以使我们转变传统观念，明晰外语的传播功能，明确学习外语的目的性。如从传播的视角看文学，文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文学是语言的精华。学生学习经典文学作品，可以接触语言大师的语言艺术，阅读当代文学，可以了解鲜活的语言，这些都会为他们进行交流和传播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不过，文学毕竟只是语言使用的一个领域，而语言本身具有跨学科特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因此，外语专业的学生要涉猎各种内容、各类文体和语体的外语材料，这是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的要求。从传播的视角审视翻译教学，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传播，会要求我们更加关注语境、话语方式、传播效果。突出国际传播能力培养是在坚守外语学科本位的基础上汲取相近专业元素，这是相对容易实施的交叉融合途径。在现有课程体系中，可以融入一些与国际传播能力培养密切相关的课程，如传播学基础、大众传媒、数字媒体研究、新媒体写作、跨文化交际、中外交流简史、当代中国、国际新闻写作、国别研究等。鉴于目前高校外语院系相关师资和课程缺乏的现状，我们可以利用丰富的优质网络资源，精选相关的在线开放课程，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同时逐步开发建设适合外语专业教学使用的传播学课程，编写外语与传播融合的教材，让外语专业学生的国际传播能力得到提升，以满足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

《新文科建设宣言》 指出：“新时代新使命要求文科教育必须加快创新发展。” 外语教育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也必须创新发展。“新外语” 将外语专业的发展与新文科建设挂钩，有以下特点：① 领域新，是 “大外语”，向其他学科拓展，包括相近专业、文科其他专业、理科、工科等领域，进行交叉渗透、跨界融合；② 内容新，围绕讲好中国故事，从单向学习外国转到中外双向融通，促进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包括中国文化、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制度、中国特色等；③ 手段新，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如语料库技术、人工智能、机器赋能；④ 模式新，包括跨学科新研究范式；⑤ 教学方式新，如国别研究课程采用研究性教学+项目式学习，学生在国别研究宽泛的领域（地理、历史、文化、社会维度）内自主选择课题。“新外语” 作为育人新理念，还需我们进一步思考，实践层面怎么去做，还需要我们去探索。我个人认为高校外语教师要积极主动地去学习理解新文科建设的内涵，面对 “外语专业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应该怎样发展” 这一时代课题提交自己的答案。

何： 您从2014年起担任南京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2021年该中心获得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的 “工人先锋号” 荣誉称号。您特别关注外语教师的发展，先后在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外语界》《中国大学教学》 等刊物发表文章，提出要 “培养高素质外语教师” 的观点。最后请您就青年外语教师发展提点建议。

王：  前面我们谈到，教学要以学术研究为支撑。知识的传承、创造和传播是大学的基本使命与核心职责。高校教师从事高等教育，需要研究高深知识，进行知识创新。外语教师的教学有其特殊性，即外语学习不仅仅是知识的掌握，还有技能的培养。许多外语教师从事语言教学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学生的外语听、说、读、写技能，这与自己的学术兴趣和研究课题关联度并不大，导致了外语教师教学与科研的分离现象。由于教学负荷重，课时多，挤占了教师读书和开展学术研究的时间，久而久之，不少人就仅仅满足于上课而不做科研，在现行考评机制下因科研成果少，晋升职称时处于不利位置，结果发展不顺利、不理想。我认为青年外语教师要破除单凭口语好就能胜任高校外语教师的迷思。实际上在高校外语学科任教的要求非常高： 一方面是外语口头表达能力要强，另一方面是要能写文章，既要能用外文撰写论文，更要能用中文发表论著。黄源深教授曾对外语专业学生提出忠告——“得中文者得天下” (黄源深，2022：41)，这个忠告同样适用于外语教师。当然，发表论文不仅是语言表达，更重要的是在撰写论文的背后要有做研究的能力和自己的思想。当好一名高校外语教师要能吃苦，付出双倍的努力，对自己的身份有准确的认识，即，自己是高校文科教师，必须将 “做学问” 和 “教书育人” 结合起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多变的时代，每个人都要基于自己的思考和研判去识变、应变、求变。学术研究意识、素质和能力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确立成为一名学者型高校外语教师的发展目标，有助于我们沉稳应对各种挑战，主动抓住发展机遇。

我今天谈的这些，是基于我自己的工作经历和个人观察，和大家分享，主要是希望能给青年教师一些帮助，让他们在自己职业生涯发展道路上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坚定信心，“做正确的事，正确地做事”，坚持不懈地努力，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

何：谢谢王老师！您结合自身经验所谈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专业建设和教师发展非常具有启发性，受益匪浅。

王：谢谢你！谢谢 《英语研究》 提供的访谈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