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应对皖南事变中学习斗争的艺术

　　1941年1月6日，多达8万人以上的国民党军队包围并突袭奉命移动的新四军军部所属部队900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这是一次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蓄谋已久的反共行动。

　　虽然国共已经达成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但是蒋介石始终对共产党采取敌视与防范态度。而随着抗战胜利的前景逐渐明朗，蒋介石越发压制不住打击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冲动。

　　按照国共两党协议，获得国民政府承认的共产党军队分为南北两部分，北方的是八路军，南方的是新四军。八路军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日军占领区，老蒋够不着，所以他冲新四军下手了。

一、事变后的形势判断

　　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如何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成为摆在党中央与毛主席面前的大难题。

　　难题具体来说是两道：

　　一是国共合作是否还要继续？

　　二是如何做出反击？

　　为什么要考虑是否继续国共合作？因为新四军遭受的损失实在太大：

　　新四军军部所属部队9000余人，除约2000人分散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与国民党军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不幸被叛徒杀害。

　　在获知损失情况后，党内许多同志都认为，国共关系已经彻底破裂，要求全面发动军事攻势回击国民党。

　　事实上，毛泽东在事变前，早已判断国民党即将发动大规模的反共战争，且“此次决裂即有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之可能”。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极其愤慨，他电令各地军政首长充分准备反击国民党军。

　　但毛泽东最终没有下达发起军事攻势的命令。

　　他是如何思考的，并没有留下历史资料。但我们可以结合当时的局势做一个分析。其中最核心的，是要明白这场斗争的参与者并不仅仅只有国共两党，要全面考虑各方可能的反应：

　　1. 国民党将可以完全放开手脚攻击共产党。以当时国共力量对比，共产党会遭受非常大的损失。

　　2. 国民党有可能与日本媾和，共同以反共名义发起对解放区的进攻。蒋介石一直与日本人秘密接触，就双方停战进行过多次谈判，只是条件还没谈拢。如果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对日本人做出让步，达成联合，共产党会陷入两面夹击之中。

　　3. 国内外其他势力将无法对共产党表达支持。如果两党军队大打出手，国民党会把国共合作破裂的责任推给共产党。两党之外的其他力量在选择站位时，必定会从谴责事变制造者转向劝和双方，斗争的焦点会模糊并发生转移。

　　总体来看，一旦主动发起军事攻势，日本依然是敌人，国民党从盟友变成敌人，甚至连其他势力也难给予支持，共产党将完全陷入被动。这应该是蒋介石最希望看到的结果。

　　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对形势做出判断：“在此次反共高潮中，甚至以后相当长时期内，我们与蒋介石并不表示决裂”。

　　国共合作不破裂，并非不进行坚决的反击。

　　1941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对于皖南事件，我们要实行全面的政治反攻，以“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作为中共中央对皖南事变的方针。

　　在毛泽东的亲自带领下，中共中央及各分局利用各种方式揭露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卖国行为，联合各爱国力量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

二、坚决斗争，成功扭转局面

　　斗争方针已经明确，接着是第二个难题：如何反击？

　　皖南事变是非常特殊的。其特殊之处就在于蒋介石蓄谋已久，精心布了一个局，而当时新四军的负责人却犯了严重错误，让敌人抓住了把柄。

　　很多人知道国民党桂系的白崇禧有一个外号叫“小诸葛”，但是很少知道哪些事能够让他配得上这个外号。而皖南事变的发端正是白崇禧出的一个坏招。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方面由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叶挺的电报，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收到电报的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并从已有的五十万人缩编为十万人。

　　要求共产党军队大规模移动，还直接削掉40万兵力，这一纸命令比老蒋围剿十年的威力还大？这种命令共产党怎么可能会听，这明明是个昏招嘛。

　　其实，这招坏就坏在预判共产党不会听令。这样就能制造出共产党军队不服从国民政府领导，意欲图谋不轨的形象。

　　可惜小诸葛千算万算，却没算到共产党完全预判了国民党的预判。

　　中共中央一方面断定这是国民党要发起新的反共高潮的表现，另一方面认为可以将计就计，部分同意命令要求，将新四军军部从与国民党部队过于接近且不利于展开的皖南，北移到已经由陈毅与粟裕打开局面的苏南和江北。

　　11月9日，毛泽东起草的以朱、彭、叶、项名义复何、白电，在指出其命令荒谬之处的同时，明确做出让步，同意新四军北移。

　　中共中央的答复体现出团结抗战的态度，在社会各界，特别是中间势力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得到广泛的同情。

　　接下来，只要新四军按照约定移动，即使老蒋再想作妖，把新四军北移路线给日军通风报信，按当时的局势，日军也无法对新四军主力造成太大伤害。

　　万万没想到，党中央的命令传达给新四军军部后，竟然被无视了。当时新四军实际由项英负责，他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拖延执行命令。

　　虽然中央反复做工作，但项英一直消极对待。

　　这下可把老蒋乐坏了，本以为该散场了，居然还拖进了加时赛。老蒋当即决定再加一把火。

　　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再次电令八路军、新四军：一、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前开赴至长江以北；二、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941年1月30日前开赴黄河以北。

　　形势陡然紧张，中共中央一再致电项英，催促北移，并在12月26日对项英提出尖锐的批评。

　　面对如此严厉的催促，项英还是拖拖拉拉，在过了两党约定的12月底期限后依然没有动静。一直等到1941年1月4日才开始移动。

　　但是，新四军移动时竟然选择了一条匪夷所思的路线：先向南穿过国民党军队的防区，再掉头向北过江。结果就在穿过国民党防区时，在茂林地区被包围和袭击。

　　项英的行为非常错误！他为什么会这么做，这里不展开分析。但是他的决定造成政治上的严重后果显而易见：本来就已经过了期限，还不按照指定方向移动。抓住这两条，蒋介石集团给新四军扣上“叛乱”的帽子，其制造事变的行动也被大肆宣扬为“平叛”。

　　皖南事变后，1月17日，蒋介石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将新四军军长叶挺交军法审判。其目的显然是要以法律形式坐实新四军的“叛乱”之名。

叶挺在重庆狱中所穿军衣（左）所做《囚歌》（右），军博展出

　　蒋介石用心之险恶简直就如蒋介石之心！

　　该如何回击恶人先告状？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由衷佩服老一辈革命家丰富的斗争经验与迅速的反应能力。

　　17日当天，周恩来就在《新华日报》上愤怒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真是快、准、狠的反击！今天我们再看这两段题词，依然能感受到强烈的力量。

　　快，蒋刚出招，周就迅速回击。

　　准，精确对准蒋所用招式的命门，用“千古奇冤”直接否定试图安在叶挺与新四军头上的罪名，让国民党精心准备还未开场的法律戏码唱不下去。

　　狠，把国民党军的暴行定性为“同室操戈”，以“相煎何急”厉声质问，将其牢牢钉在破坏抗战大局的耻辱柱上。同时昭告天下，新四军将士的牺牲是“死国难”，并不是两党相争。这场国难的发生，是因为有人要向日本侵略者投降，拿新四军将士的鲜血作投名状！

　　周恩来在重庆的舆论战场已经与敌人短兵相接。紧接着，1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延安发布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宣布新四军军长叶挺“突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特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

　　这是与蒋介石命令的针锋相对。蒋的目的是要把新四军再次打成非法武装，而中共中央明确新四军继续团结抗战，为这支重建的部队赋予了正义性。

《新中华报》刊印的《新四军将领就职通电》与《新四军将领声讨亲日派通电》，军博展出

　　以上是对国民党出招的回应，接下来就是主动出击。

　　1月2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身份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

　　这篇谈话相当精彩！

　　首先，把国民党的反共行动定性为亲日派“借中国人的手，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并断言“中国亲日派首要分子，早已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中，为数颇多，日夕煽诱。至去年年底，其全部计划乃准备完成。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和发布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不过是此种计划表面化的开端。”

　　抗日是当前大局，新四军作为抗日武装却被蓄意袭击，亲日派潜伏并控制国民党党政军机关显然是合理解释。一旦接受这个判断，给新四军泼多少脏水都不过是亲日派阴谋。斗争的焦点，从蒋介石所希望的法律领域，完全跳转到民族大义与抗战前途的讨论。

　　接着，用15个步骤列出了“日寇和亲日派的整个计划”。其中既包括了国民党已经出手的电令新四军移动、袭击新四军、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该军番号等行动，还包括了国民党将要采取的行动，如寻找借口宣布八路军“叛变”，取消八路军番号，取消重庆、西安、桂林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进攻陕甘宁边区，夺取延安等。

　　列举的这些步骤彻底捆住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手脚，只要他们胆敢如此行动，就会自动获得“亲日派”认证。

　　最后，提出了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这十二条的清单属于“喊价”，国民党不可能完全照办。但是表明了共产党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的坚决态度，有利于团结爱国力量，获得他们的理解与支持。

　　谈话发表以后，引起重大反响，深受党外人士的肯定。国民党左派纷纷指责蒋介石，华侨首领陈嘉庚等仗义直言，英美苏直接警告蒋不要破坏国共合作的局面，他们正在欧洲全力和德国死磕，绝对不希望中国战场松劲，让日本人腾出手来。

　　蒋介石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境地，这是他动手之前完全没有料想到的。

　　实在顶不住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政治攻势，蒋介石几次派人找周恩来商量妥协办法。经过反复斗争，1941年3月6日，蒋介石在参加国民参政会第二届大会做讲话时，虽然继续攻击中共，却不得不宣称：“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

　　毛泽东评论蒋介石的这个讲话是“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它实际上标志着蒋介石发动的这次规模更大的反共高潮被击退了。这以后，国共关系又逐渐走向一定程度的缓和。

三、总结与启发

　　皖南事变发生以后的这场激烈斗争，中共中央的斗争原则被总结为“有理、有力、有节”，在80多年后进行回顾，仍能带给我们诸多启发：

　　1. 斗争不是江湖争霸，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清醒判断形势

　　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对我方造成极大伤亡，这是一笔一定要报的血海深仇。但是斗争不是快意恩仇，不能只靠一腔血勇打打杀杀。否则只会中了敌人的奸计。

　　从当时的实际出发，维持国共合作既是抗战大局的需要，也是共产党自身发展的需要。清醒认识，实事求是，根据形势判断来确定斗争策略，全面考虑各方面因素，做出最有利最正确的选择。

　　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我国实力虽然已经大大增强，但弱点与短板依然明显存在，谋取什么样的局面对于自身发展最有利，这是考虑当前斗争策略时首要的考量。

　　强敌再蛮横，不到万不得以不撕破脸，要拖住他，徐徐图之，争取时间空间，争取全世界各种力量的支持。

　　2. 不要进入敌人的预设战场，必须开辟新战场

　　皖南事变中因为种种原因，新四军落入了敌人的圈套。蒋介石抓住把柄大做文章，准备在后续斗争中将共产党引入预设的法律战场。

　　如果在敌人预设战场反复纠缠，面对其充足准备很可能处处被动。而党中央毛主席极为高明地开辟出新战场：揭露亲日派破坏抗日的阴谋。形势随之逆转，蒋介石集团被各方力量指责声讨，疲于应对，我方完全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

　　今天的形势也有几多相似。敌人要摆鸿门宴，拉拢盟友熬了一锅意识形态与谣言的迷魂汤，打算把我们摁住往死里灌。我们却不吃这一套，另开一桌叫上亚非拉小伙伴畅谈生存与发展的权力，谋抗击疫情、一带一路的大局，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他打他的，我打我的”。我的战场我做主，是这场长期斗争取胜的关键。

　　3. 不争一时争一世，要忍耐更要有信心

　　新四军遭受巨大损失，叶挺军长被野蛮关押，这些都是敌人制造的仇恨。但是报仇雪恨依靠的是实力，最根本的是要革命力量发展壮大。

　　新四军重建之后，消除了这支部队原来存在的指挥不畅问题，开始飞速发展。从1941年到1943年，新四军主力部队达到21万人，地方武装9.7万多人，民兵自卫队96万人。而皖南事变前，新四军仅有2.5万人左右。

　　老蒋枉做小人，没打死新四军，反而打通了新四军的奇经八脉，进而修炼大成金刚不坏，打出了一个还都南京后就蹲在他卧榻之侧的心腹大患。

　　解放军战争中，由新四军改编而来的华东野战军创造出“十大奇迹”，横扫华东地区反动势力，为推翻蒋家王朝做出重要贡献，终于为新四军及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牺牲的将士报仇雪恨。

　　把一切反动派的污泥浊水彻底扫清，这才是真正的快意恩仇！

　　历史是螺旋上升的，历史场景总会改头换面重新出现。现今我国的企业被无理制裁，贸易战、舆论战烽火连天，甚至连扣押人质的滥招也使了出来。

　　许多同志很气愤，很焦急。

　　但是，经受再多的冲击也要坚持发展。成天嘴炮报复易，埋头攻坚发展难！中国当前首要是苦练内功，要使出武林绝学“吸星大法”，把每一次敌人的进攻都吸取成自身内力，运转周天臻于化境。

　　为了不怕妖魔鬼怪，就要成为妖怪都怕的存在！

　　只有发展好了，只要发展好了，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这场新的伟大斗争必将由我们取得扬眉吐气的胜利！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

　　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

　　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