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水林 | 佉沙国地望及交通初探

来源：《西域研究》2012年第3期

陆水林

我国汉文史籍和汉译佛经有多处提到佉沙一名，关于佉沙的地望，有的很明确，有的尚需进一步探讨。很明确的是唐朝的佉沙州。许序雅考定其故城在今撒马尔罕以南75公里的沙赫里夏勃兹，为中世纪撒马尔罕至溥喝（Balkh）大路中途之大城。[2]已经明确的还有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的佉沙国。学者们指出，玄奘所说的佉沙国，自汉至唐皆作疏勒国，即今之喀什噶尔。[3]笔者试图探讨的是另一个佉沙。

西晋安息国三藏安法钦翻译的《阿育王传》提到了阿育王为王子时奉命讨伐得叉始罗和佉沙国的事情：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罗翻译的《阿育王经》也提到这件事，惟“佉沙”作“佉师”，“师”当为“沙”之异译。[5]

宋天竺三藏救那跋陀罗翻译的《杂阿含经》第23卷也提到阿育伐德叉始罗及佉沙国事。[6]

巴基斯坦学者艾哈默德·哈桑·达尼（A.H.Dani）教授引用印度学者H.C.雷乔杜里（H.C.Raychaudhuri）的《古代印度政治史》指出：“佉沙最早是在孔雀王朝时期出现的，在佛经《天业譬喻经》（Divyavadana）中，孔雀王朝的王子阿育在其父亲频头娑罗执政时期，在呾叉始罗征服叛军后，又进入了Svasa rājya即佉沙王国（Khasa Kingdom）。”[7]

得叉始罗、德叉始罗和呾叉始罗都是梵文Taksasila[8]的音译，其地在今巴基斯坦塔克西拉（Taxila），该地有许多佛教寺院和窣堵波遗址，并有大量文物出土。阿育王子的主要任务是讨伐该地，讨伐佉沙国系顺道而为。以上材料说明，佉沙是一个古老的地名，其地离塔克西拉显然不会太远。

还有一些佛经也提到了这个地方。

19世纪末，俄国东方学家奥登堡（S.Oldenburg）刊布了《大孔雀明王经》梵本。法国学者烈维（S.Levi）深入研究后，著有《大孔雀经药叉名录舆地考》。此书由冯承钧先生译成中文。后来，高杨先生又根据新的资料，发表了《〈大孔雀经药叉名录舆地考〉补证》。关于这部佛经的年代，高杨先生指出：“我们认为本经的药叉名录及其分布区域的编撰时间似应在大乘佛教产生之初，即公元一二世纪。”[9]

笔者查阅了僧伽婆罗译《孔雀王呪经》、义净译《佛说大孔雀呪王经》和不空译《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三部经典的经文中都提到了佛指派众药叉分住各国之事，并载有药叉及所住各地名录，其中也有Khasa一地。僧伽婆罗译本称“挞摩波摩住迦舍国”，义净译本说“达摩波罗神，住在于疏勒”，不空译本称“达摩波罗神，住在于疎勒”。[10]三种译文说的是同一件事，即Dharmapāla住于Khasa。Dharmapāla，意为“法的保护者”，汉译为守法、护法或法护。“迦舍”是Khasa的对音，而“疏勒”、“疎勒”之译不妥。烈维指出：“顾梵本中Khasa一名，盖指雪山（Himalaya）诸地山居部落，并未专指疎勒也。”[11]高杨先生也指出义净和不空本此处为误译。[12]

提到佉沙的还有《鞞婆沙论》。兹论相传为迦腻色伽时代五百罗汉结集所造，[13]有关佉沙的文字在第九卷中。相关文字如下：

同这一段文字相似的内容，也见于北凉天竺沙门浮陀跋摩与道泰等译的《阿毘昙毗婆沙论》第41卷和玄奘译的《阿毘达磨大毘婆沙论》第79卷。[15]

以上引文中“陀勒摩勒波勒佉沙婆佉梨”和“陀勒摩勒波勒佉沙婆佉梨兜佉勒”二语，“陀勒”、“摩勒波勒”、“婆佉梨”及“兜佉勒”均为国名或民族名，“佉沙”亦自成一国。这表明，佉沙是一个为人熟知的国度或民族，并有自己的语言。

《大方等大集经》中的《月藏经》也提到佉沙国。经文中说，佛祖将诸国国土众生付嘱各星宿摄护养育。据经文所列名录，这些国家共有343国（有少数几个同名或重复），其中不乏读者熟悉的名字，如富楼沙富楼国、乌场国、波斯国、尼婆罗国、罽宾国、乾陀罗国、毘舍离国、赊摩国、德叉始罗国等。[16]烈维指出，其所举之地，“无疑为月藏经时代佛教世界之一种地理名录。”[17]佉沙国的名称，在这份名单中出现两次，在角宿12国中名列第六，在虚宿17国中名列第九。《月藏经》还提到，“即时於此四天下中，而有无量百千诸佛处处而现。”下面的经文列出了“诸佛处处而现”的59个国家的名字，包括乾陀罗国、富楼沙富楼国、乌长（苌）国、波斯国、婆佉罗国、罽宾国、沙勒国、于阗国、龟兹国、鄯善国、震旦国等。名列第45位的是迦沙国，经文称“迦沙国二十八佛现”。[18]此处“迦沙”当为Khasa之异译。

以上材料表明，佉沙也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国度之一。该地有“二十八佛现”，超过了著名佛教圣地乌长国，经文称“乌长国二十六佛现”，还不及佉沙。

西晋竺法护译的《普曜经》、隋阇那崛多等译的《佛本行集经》，以及唐地婆诃罗译的《方广大庄严经》，都提到了佛陀上学时的一件事情：太子进入学校后，向老师列数了包括“佉沙”在内的64种文字（或64个民族或国度的文字），问老师教哪一种？老师听后自愧弗如。《普曜经》译为“佉沙书”，《方广大庄严经》译为“可索书”，《佛本行集经》译为“珂沙书（疏勒）”。[19]佛经中这个故事当然是神话，但编撰者说的这些地方或民族显然是当时真实世界的反映。“佉沙”、“可索”和“珂沙”，无疑是Khasa的音译。该佛经的成书年代虽难以确定，但可能在一二世纪，至晚在3世记。[20]《佛本行集经》中注坷沙为疏勒，烈维认为不妥。他指出，阇那崛多此前纂辑之《翻梵语》一书，指定并未如是之详。其释《普曜经》诸名，释“佉沙”之义为“边”，则所指更为广泛。[21]

佛教文献表明，佉沙是一处确实存在的地方，是距今塔克西拉不远的一处佛教胜地，对佛教传播意义重大。在佛经编撰者的心目中，佉沙以及从印度西北部直至我国新疆的许多地方，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但佉沙的地望，尚待确定。

艾哈默德·哈桑·达尼教授也对佉沙的地望作了研究。

据达尼教授引用的材料，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曾提到佉沙，称蚁金是佉沙和其他一些部落赠送的，他们居住在迷庐山（Meru）和曼达拉山（Mandara）之间、赛洛达河（Sailoda）旁边。梵文戏剧《罗刹婆与指环印》（Mudrarakshasa）提到，旃陀罗笈多·孔雀的军队包括摩罗耶盖杜（Malayaketu）联军，它由来自佉沙、摩揭陀、犍陀罗等地的男人组成，这为孔雀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2]对此，达尼教授指出：“如果来自《摩诃婆罗多》关于佉沙和蚁金的联系的证据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当时应该位于吉拉斯地区，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许多公元5世纪的岩刻，其中提到了Khasarajagana，即佉沙统治者的部落国家。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至少从孔雀王朝时期至公元5世纪，佉沙部落已定居于吉拉斯地区并在此建立了自己的国家。”[23]关于蚁金的来源，达尼教授还指出：“在吉拉斯地区，至今仍可以找到这样的淘金者，他们是索尼瓦尔人（Soniwals），他们在夏季从印度河的泥沙中淘金，那时候冰雪融化，印度河水位上涨，夹带着从上游冲下来的金砂。”[24]

达尼教授在吉拉斯地区发现了与佉沙有关的岩刻，他在《吉拉斯——南迦帕尔巴特（迪亚玛尔）》一书中对此作了详细介绍。据该书，在夏迪亚尔的一块岩石上，镌刻有4行文字，其内容为：

另外，在吉拉斯IX和吉拉斯ⅷ（这是对吉拉斯地区进行考古勘查时对岩画分布地段的编号——引者）也发现了相关的岩刻铭文。

据葛维钧先生告，上引四行文字系梵文，但有不规范处。其中的jivavarma、Isvaravarma、Reukavarma、Vishnu、Yasanandivarma、Revatibhrata、Khandavarma等均为人名，Khasaraja意即“佉沙王”，Gana是指人的，亦译为“氏族”，Dhorika意为“跑”，Vatuko意为“年幼者”，铭文的大意为“佉沙王的人马由……伴随着一起奔跑”。

达尼教授指出：“Khasarajagana的所有这些名字都提供了很多信息。在吉拉斯IX，一个名字分别以斯利·吉伐伐尔玛（Sri jivavarma）和吉伐伐尔玛（Jivavarma）被重复提及。非常不幸的是，第二条铭文的剩余部分不可辨认。在吉拉斯ⅷ，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名字维拉瓦尔玛·贾贾（Viravarma jaja）,铭文是公元5世纪的，短语Khasarajagana即佉沙国王们的一个部落，表明列举在这里的名字都是佉沙部落首领的名字。铭文所在地显示，部落广泛分布在吉拉斯地区。这些人的名字都有一个后缀，如Jaja、Dhorika、Pedaka（原文如此——引者）、Nidaka和Vatuka，这些肯定是姓。很难说这些人是佉沙部落一代又一代的统治者，还是佉沙部落的头人。因为没有其他王家头衔，把他们认作是佉沙部落的头人更好一些。佉沙部落从孔雀王朝时期一直到公元5世纪都居住在这里。后来，我们注意到在这一时期，可能是部落统治的原因，这里没有出现过其他国王。”[26]达尼教授引用的一些材料，笔者限于条件，未能循其线索进一步探讨，但吉拉斯地区有关佉沙的岩刻铭文，对于我们探索佉沙的地望，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喀喇昆仑公路建成通车后，学者们在喀喇昆仑公路沿线发现了大量古代岩刻，包括岩画和佉卢文、婆罗谜文、粟特文、汉文等多种文字的铭文。喀喇昆仑公路沿线古代岩刻，在吉拉斯一带尤为集中，各种岩画和铭文数量巨大。达尼教授的专著《吉拉斯——南迦帕尔巴特（迪亚玛尔）之城》和《喀喇昆仑公路沿线人类文明遗迹》[27]对那里的岩画作了详细介绍。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吉拉斯地区，实际范围要包括这一段弯弯曲曲、但大体上呈东西走向的印度河河谷的两岸。在现在巴基斯坦的行政区划中，这一段印度河西端南岸部分地区，如沙津（Sazin）、夏迪亚尔（Shatial）、哈尔班（Harban）等地，隶属于开伯尔—普什图省（原称西北边境省）的科希斯坦县。其余地方则属于“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原称“联邦直辖北部地区”）的迪亚玛尔（Diamar）县，首府为吉拉斯镇。

吉拉斯位于印度河南岸或左岸，正处在这一段印度河河谷的中间位置。吉拉斯是这一带印度河左岸最大的一块人类可以居住的地方，约翰·毕达尔夫写道：“吉拉斯村位于距印度河半英里的一处斜坡上，长3英里，宽半英里，朝印度河方向倾斜。”[28]在英属印度时期，英国人甚至在吉拉斯建过一个机场。

吉拉斯镇的东边有两条河流，紧靠它的是布托河（Buto Gah），其上源有两支。这是吉拉斯最著名的河流，河谷很长，长满森林，还种植小麦和玉米。布托河往东一点的是塔克（Thak）河，也较长，土地肥沃，除小麦和玉米外，还大量种植杏、核桃和葡萄。[29]沿塔克河上溯即至巴布萨尔（Babusar）山口。塔克河还有一条支流叫尼亚特（Niat）河，有尼亚特、古歇尔（Gushar）、辛格尔（Singal）、泰（The）、巴沙（Basha）等村庄。1913年，斯坦因从克什米尔谷地出发，经尼亚特河谷到达吉拉斯。据斯坦因记载，尼亚特村海拔7 000英尺，土地耕作良好，种植小麦、燕麦和玉米，并有大量果树。斯坦因称古歇尔有100户人家，也许是吉拉斯以上最大独立居住地，谷底土地开阔，而且可从尼亚特和沙托奇（Shatoch）两条小河获得充足的灌溉水源。斯坦因称泰村是一个如画的小村庄，辛格尔是一个小绿洲，河两岸种植着果树和葡萄，掩蔽着窄长条的富裕村庄。[30]印度河河谷本身虽然一片荒芜，但这些支谷的自然地理条件为吉拉斯地区人类居住、佛教发展和交通往来提供了经济和物质的保障。

按现在的喀喇昆仑公路计算，吉拉斯距吉尔吉特137公里，距可以通往斯瓦特的比夏姆（Besham）206公里，距阿育王建立岩刻诏书的曼塞赫拉（Mansehra）300公里，距塔克西拉所在的哈桑阿卜达尔（Hassan Abdal）397公里，正处在连接这些地区的枢纽位置。因此，吉拉斯自古以来一直是这一地区的中心和交通枢纽。

吉拉斯往南20英里，便是著名的巴布萨尔山口，海拔4 663米（一说为4 529米），是哈扎拉（Hazara）、克什米尔和吉拉斯三地的交界处。达尼教授称：“在喀喇昆仑公路未建成之前，巴布萨尔山口是从曼塞赫拉到吉拉斯和吉尔吉特的陆地交通枢纽。……从巴布萨尔出发，人们可以去往卡甘（Kaghan）河谷，或者去往自由克什米尔的加莫特（Gamot）和夏尔迪（Shardi，或作Sharidi——引者）。”[31]

在吉拉斯的东边，是南迦帕尔巴特山地的巨大山体，主峰南迦帕尔巴特峰是喜马拉雅山脉西端最高峰，海拔8 125米，这里还有许多海拔6 000米以上的山峰。这片山地是这一地区交通的巨大障碍。从北边来的旅行者要去克什米尔，必须绕过这一障碍。为此，他们有东、西两个方向可以选择。东边走阿斯托尔河谷，西边则可从吉拉斯南行。从兴都库什山脉经亚辛、达丽罗南下的旅行者，多经由吉拉斯地区。

斯坦因指出，在南迦帕尔巴特峰以西的地带，有许多山口可以翻越。[32]从吉拉斯经夏尔迪，便可进入吉申甘加河（Kishanganga）河谷。[33]吉申甘加河又称尼拉姆河（Neelum），是克什米尔最大的河流杰卢姆河（Jhelum）的一条支流。翻越吉申甘加河与杰卢姆河之间的分水岭，便可进入克什米尔谷地。这是从吉拉斯至克什米尔的捷径，也是从斯瓦特河谷去克什米尔的一条古道。这使吉拉斯成为从斯瓦特和吉尔吉特进入克什米尔的重要节点，达尼教授提到这条路线时称：“从克什米尔、斯瓦特以及最北边来的人都汇聚在这里。在夏迪亚尔（Shatial）和吉拉斯之间，人们可以从岩石上看到关于当时人口汇集的记载。这表明从撒马儿罕、中国、克什米尔、犍陀罗来的人都聚集在这里。”[34]

在吉拉斯对面的印度河北岸或右岸，有多条河流注入印度河。这些河流所形成的河谷，为人类提供了栖息之地和生存的条件。其中，又以达丽罗河谷和丹吉尔河谷最为著名。从这些河谷往北，可通往吉尔吉特河上源、亚辛和奇特拉尔，进而可通往瓦罕、巴达克山等地。从这些河谷下行至印度河，再沿印度河河谷西南行，可达斯瓦特（乌仗那）、犍陀罗等地。法显当年就是从北边进入陀历（达丽罗河谷），然后沿印度河而下，再进入乌苌国即斯瓦特的。与法显同时期的另一位僧侣昙猛则是经陀历回国的。《释迦方志》载：

“后燕建兴”是慕容垂的年号，从公元386年至396年。昙猛出发赴印求法之年，应即396年。法显自长安出发，正当后秦弘始元年，即公元399年。故昙猛西行，还略早于法显。我们不知道昙猛于何年回国，但既然被称之为“陀历道”，可见走的人很多，俨然是一条要道了。

吉拉斯及其周边地区还是一个重要的佛教中心，这里有大量与佛教相关的岩刻，如佛教窣堵波的图形，佛陀、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和观世音菩萨的刻像，以及佛足印、佛教的卐符等。有的岩石上刻有佛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还有虔诚的信徒礼拜窣堵波的场景。这一切证明，通过这里的道路是佛教传播的一条重要路线，而吉拉斯是这条路线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在这条路上，僧侣、香客络绎于途，往来不绝。另外一些岩刻，显示这里曾是古代民族（如塞人）迁徙的通道，证明这条道路有着更为久远的历史。[36]

达丽罗河谷是法显、昙猛提到的陀历和玄奘所称的达丽罗川。这里土地肥沃，降雨充沛，宜农宜牧，有牧草充足的牧场，还有茂密的原始森林，印度河河水带来了金砂，这给佛教的发展和兴盛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信众们利用当地盛产的高大木材，[37]建起了大伽蓝和高大的木雕弥勒佛像。法显称：

关于这尊佛像的作用，法显称：

玄奘写道：

这一高大贴金佛像的建立，表明当地统治者对佛教的崇敬，对于吸引更多的信众和佛教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法显称“大教宣流，始自此像”，玄奘说“自有此像，法流东派”，并非溢美之词，而是真实情况的写照。当地学者认为，当年佛像和佛寺的所在地，就是达丽罗河谷的普古奇（Phuguch）。[40]斯坦因在考察该地时看到了肥沃的梯田，住家散落于茂盛的果树林和葡萄园中，说明土地肥沃，气候良好。斯坦因认为这里最有可能是弥勒菩萨木雕像的所在地，因为法显和玄奘描述的木雕像的材料和尺寸均同产于该山谷的重要木材相一致。[41]玄奘称这一高百余尺的刻木慈氏菩萨像系末田底迦所建，而在佛教文献中，末田底迦是奉命到罽宾即克什米尔弘扬佛法之人，他到陀历或达丽罗建造佛像，表明克什米尔同该地间关系密切，往来很多。

达尼教授认为，吉拉斯和达丽罗一带佛教的兴盛同佉沙国的统治者或首领有关。他指出，发现于夏迪亚尔和吉拉斯的有关Khasarajagana的岩刻铭文属于公元5世纪，而岩刻铭文中的那些名字“一定是广泛分布于吉拉斯地区的佉沙部落罗阇（首领）的名字。该地区大致相当于汉语中的达丽罗。中国佛教徒没有给他们命名，但从古文字学的角度看，由于那些佉沙罗阇的铭文产生于这一时期，而且正是他们帮助了佛教的发展。”[42]

中国佛教徒没有记下佉沙部落首领的名字，但记下了Khasaraja这个名称，汉译佛经更是多次提到这个地方，另外，中国史籍中的某些记载，也可能同这个地方有关。

《水经注》卷二引用道安《释氏西域记》（或称《释氏西域志》）的一段话，提到一个叫伽舍罗逝的小国：“有国名伽舍罗逝，此国狭小，而总万国之要，道无不由。”道安为公元4世纪人（312～385年），[43]《高僧传》称他“多闻广识”、“穷览经典，鉤深致远”、“外涉群书，善为文章”，他还是著名胡僧佛图澄的弟子，而佛图澄曾受学于罽宾。道安邀请了众多西域名僧共同译经，其中，昙摩难提是西域兜佉勒人，僧伽提婆和僧伽跋澄都是罽宾国人。[44]译经之余，道安还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大量有关西域的地理交通知识，故虽未亲历西域而有《释氏西域记》之作。《释氏西域记》已经亡佚，但为郦道元《水经注》所征引而有一小部分得以保存至今。

道安记述的伽舍罗逝，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岑仲勉先生称：“按迦舍罗逝可还原为Khasa Raja，即罗什孔雀王经之迦舍国。”[45]他还指出：“伽舍应在葱岭至印度道中。”[46]周连宽先生称：“佉沙（Khasa）一名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古印度西北边境（今巴基斯坦东北）或雪山中诸民族，狭义则有时指疏勒，有时指雪山中一国家。”[47]

学者们还有别的看法，就连哪些话是《释氏西域记》的原话，也存有异议，问题还很复杂。我们现将《水经注》有关文字抄录如下：

余太山指出，“迦舍罗国”应即下文引《释氏西域记》之“迦舍罗逝”国，“迦舍”与下文之“岐沙”应为同名异译，“罗逝”应即梵文raja之音译，“迦舍罗逝”犹言“迦舍王”。余太山认为，迦舍罗国或迦舍罗逝，应即《魏书·西域传》所见“渴槃陁”和《大唐西域记》卷一二所见“朅盘陀”。《梁书·西北诸戎传》称渴槃陁国“王姓葛沙氏”，“葛沙”与“迦舍”乃同名异译。对于有人认为“城南有水”以下一十二字均系释氏之文的说法，余太山表示其说非是。[49]

钟兴麒先生认为，迦舍罗逝应为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县明铁盖区域，而岐沙谷即明铁盖达坂。《释氏西域记》所称之“城南有水，东北流，出罗逝西山。”此水又经无雷、依耐、蒲犁，只有源于明铁盖的塔什库尔干河的河源可以当之。罗逝城即明铁盖。1995年《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图》标示明铁盖达坂有水分而东北流和西南流，与有水“经岐沙谷，出谷分为二水，一水东流”的记述相符。[50]

笔者以为，如果《释氏西域记》中有关迦舍罗逝的只是“此国狭小，而总万国之要，道无不由”这一句的话，可以认为迦舍罗逝就在吉拉斯一带，也就是佛经中的佉沙国，因为这一句话正是吉拉斯交通枢纽地位之写照，地名也相符合。吉拉斯是可以筑堡的，现尚存有古堡，可以被称为“城”。吉拉斯的岩刻铭文保存了一个古老地名Somanagar，意为“月亮城”，说明该地古时便有“城”之称。如果“城南有水，东北流”也是《释氏西域记》的文字，则可同布托河相对应。布托河正是从吉拉斯镇南边朝东北方向流入印度河的。但其他文字无法同吉拉斯对应，且吉拉斯就在印度河的边上，仼何记述者都不可能忽视这样一条大河的存在。究竟是《释氏西域记》在此处原来就没有提及印度河，还是郦道元引用时有所节略，已无从得知了。

《释氏西域记》中的迦舍罗逝同佛经中的佉沙，以及同Khasarajagana的岩刻究竟有何种关系或渊源，渴槃陁王“葛沙氏”与此有无关系，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智猛是继法显之后不久，西游天竺并撰有行记的高僧。智猛等15人于后秦弘始六年（404年）自长安出发，出阳关，入流沙，凌危履险，历鄯善、龟兹、于阗诸国，然后前往罽宾。从于阗至罽宾的旅程，最为惊心动魄。《出三藏记集》载：

智猛所去的罽宾国，不再是汉代的罽宾国，而是《梁书》、《魏书》、《宋云行记》所说的罽宾，以及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迦湿弥罗，即今克什米尔谷地。“恒有五百罗汉住此国中”的，只有迦湿弥罗。《大唐西域记》“迦湿弥罗国”部分，第一节是“开国传说”，第二节就讲述五百罗汉僧来到迦湿弥罗的传说。据《大唐西域记》，五百罗汉僧和五百凡夫僧原来都在摩揭陀国，受无忧王供养，后来，一位凡夫僧摩诃提婆写了一篇“理违圣教”的论文，引起了“凡有闻知，群从异议”的风波。“无忧王不识凡圣，因情所好，党援所亲，召集僧徒，赴殑伽河，欲沈深流，总从诛戳。时诸罗汉既逼命难，咸运神通，凌虚履空，来至此国，山棲谷隐。”五百罗汉来到迦湿弥罗后，无忧王后悔了，“躬来谢过，请还本国”，但“彼诸罗汉确不从命”，无忧王只好“为罗汉建五百僧伽蓝，总以此国持施众僧”。[52]由此可见，智猛所到罽宾，就是迦湿弥罗。

智猛传文又称五百罗汉“常往返阿耨达池”。阿耨达池，巴利文Anotatta的音译，玄奘《大唐西域记》作阿那婆答多池，为梵文Anavatapta之音译，意译无热惱。佛教传说认为它是恒河、印度河、缚芻河、徙多河之源，具有神圣的地位。[53]许多学者以冈底斯山当阿耨达山，以玛旁雍错湖（亦称玛法木错湖）当阿耨达池。笔者以为，五百罗汉“常往返阿耨达池”一说虽是佛教神话，但表明了罽宾就是邻近西藏的克什米尔谷地，且两地间有着古老的交通往来。

智猛等人“从于阗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岭，而同侣九人退还。”这是智猛从于阗出发后行程的第一段。这里的葱岭，显然是东帕米尔高原。传文下有“先于奇沙国，见佛文石唾壶”的记载，表明智猛到过奇沙国，但没有说明奇沙国位于智猛旅程的哪一段。奇沙国的地望，只能推测。张星烺先生认为奇沙国读音与佉沙国最近，《大唐西域记》之佉沙即今之喀什噶尔，但又不载其国有佛文石唾壶及佛钵，“故奇沙似指印度境内某地也”[54]。余太山据《法显传》指出，法显入印之前曾抵竭叉国，见“其国中有佛唾壶，以石作，色似佛钵”，因此，奇沙国应即法显所经竭叉国。[55]法显和智猛西行求法，出发时间相距不过数年，两人所见之佛唾壶，可能是同一个。而竭叉地望，学者多认为即今塔什库尔干。因此，智猛也是从塔什库尔干入印的。应当指出的是，即使奇沙国不是竭叉国，智猛和法显所见的并不是同一个佛唾壶，“从于阗西南行二千里”，智猛等人也必定要从今塔什库尔干县经过。

“猛遂与余伴进行千七百余里，至波淪国”。这是智猛从于阗出发后行程的第二段，从塔什库尔干前往波淪国，所取路线应该就是罕萨道。从塔什库尔干入罕萨道，有基里克、明铁盖、红其拉甫、星峡尔四个主要山口可走。而传文简约，没有说明智猛等人走的是哪个山口。但“三度雪山。冰崖皓然，百千余仞，飞絙为桥，乘虚而过，窥不见底，仰不见天，寒气惨酷，影战瑰慄”一段，显然是翻越喀喇昆仑山脉至波淪国途中经历的重重冰川、雪山、深谷、悬崖和索桥的极其生动的写照。从这段文字看，更像是对星峡尔河谷诸多冰川和罕萨河中下游深邃河谷的描写。“波淪”一名，最早为智猛所用，其次是《魏书·西域传》中所载“波路”和“波路国”。《魏书》有关材料取自董琬、高明出使西域时所获信息。“始琬等使还京师，具言凡所经见及传闻傍国，云：……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焉。”[56]据余太山，董琬、高明于北魏太延二年（436年）八月出使，于太延三年十一月返回，[57]智猛于后秦弘始六年（404年）出发，于宋少帝景平二年（424年）自天竺返回。两者相距的时间很近，了解的情况也应该比较一致，“波淪”和“波路”有着共同的词源。此后，《魏书·世宗纪》景明三年（502年）有“不崙”遣便朝贡之记载，正始四年（507年）有“钵崙”遣使朝贡之记载。[58]贡使来华的路线，虽史籍没有记载，但不外乎法显、智猛所取之道。

上述波淪、波路、不崙、钵崙等名称，无疑为同名异译。这一名称自5世纪初一直沿用到6世纪初，显然是同一个地区。稍晚一点，神龟元年（518年）出使西域的宋云等人有“钵卢勒”之记载。《洛阳伽蓝记》称：“一直一道，从钵卢勒国向乌场国。”[59]到唐代，《新唐书》载有“钵露”；玄奘《大唐西域记》载有“钵露罗国”。这些地名，学者们一般均将其转写为Bolor。关于Bolor的语源，前些年学者们发现吉拉斯以北霍杜尔（Hodur）的古代铭刻提到这里曾有过一个叫Patola Shahi的统治王朝。通过语言学研究，Patola实际上念Palola。另外，在吉尔吉特的阿拉姆桥（Alam Bridge）附近的婆罗谜文铭刻中，也发现了Palalo、Palala、Palola等名称，与霍杜尔铭文获得的Palola一词十分接近。因此，学者们认为这很可能就是汉文钵卢勒、钵露罗的起源。[60]

关于Palola Shahi王室，我国西藏也保存有确凿的证据。拉萨大昭寺的一间储藏室里珍藏着一尊特大特重的、精美的克什米尔风格观音坐像，其上有四行天城体铭文。据德国弗赖堡（Freiburg）大学的辛渔伯教授的解读，铭文标明的年代为82年，相当于公元706或707年；铭文提到了王朝的名字Palola Shahi，提到了其统治者叫阇耶曼迦罗·毗伽罗摩底耶·难提提婆（Jayamangala vikramaditya nandi deva），这位统治者有王中之王（Maharajadhiraja）等称号；铭文还提到了王室的一位供养人提婆尸梨耶（Devasirya）。学者们指出，提婆尸梨耶一名也出现在洛克菲勒（Rockefeller）博物馆所藏克什米尔风格“双塔间的佛像”的铭文中，造像的年代为公元714年或715年，属于吉尔吉特地区。学者们指出，在Patola Shahi王朝时期，在克什米尔金属造像传统中，存在着精工成熟的铜像“吉尔吉特流派”。[61]

波淪和布路国，就是以吉尔吉特为中心的吉尔吉特河流域地区。

从布淪去罽宾国，是智猛等人离开于阗后行程的第三段。羽溪了谛早已指出：“在佛教方面之载籍中，罽宾即迦湿弥罗，已为定论”，他并指出智猛所去之罽宾国亦为迦湿弥罗国。[62]尽管如此，本文仍就此再作一些讨论。

“复南行千里，至罽宾国”，这是总提一句，指出了这一段行程所取路线的方向、距离和目的地。从近代资料来看，吉尔吉特的经度为东经74°23′，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的经度为东经74°50′，[63]相差无几，克什米尔谷地正在吉尔吉特南边，只不过道路迂回曲折罢了。无论走哪条道路，都可以说“南行千里”。

“再度辛头河”。“辛头”即布鲁沙斯基语词Sinda之音译。Sinda，本义为“河”。这表明智猛在吉尔吉特以南渡过了印度河。《法显传》中的“新头河”，也是Sinda的音译，但法显是在出达丽罗河谷后渡印度河的。

“雪山壁立，转甚於前。下多障气，恶鬼断路，行者多死。猛诚心冥徹，履险能济。既至罽宾城。”这一段是智猛渡过印度河之后所取路线的路况。这一段路况也可表明，智猛所去的罽宾国不是犍陀罗地区，而是克什米尔。如果说智猛所去的罽宾是犍陀罗地区，那末，最直接的路线就是吉尔吉特——吉拉斯——巴布萨尔山口——卡甘谷地——曼塞赫拉——塔克西拉。这是一条古老的路线，并且是一条向西南方向走的路线。《汉书·西域传》称：“罽宾国，……东北至难兜国九日行”，说的就是这条道路。但“九日”应为“十九日”。另外，汉代罽宾国在犍陀罗地区，不是克什米尔。直到近代，从拉瓦尔品第取道巴布萨尔山口去吉尔吉特，路上仍要走19天。这条路线，在吉尔吉特往下，便由东向西沿印度河而行至吉拉斯，或者从吉尔吉特越山至印度河河谷，再前行至吉拉斯。这段路上并没有“雪山壁立，转甚於前”的景象。倘若在夏季，河谷中还是很热的。除渡印度河外，此道的主要障碍是巴布萨尔山口。巴布萨尔山口一年中有9个月冰雪封山，难于通行，但过了山口后就好走了。对于已经翻越过喀喇昆仑山脉的智猛来说，不至于有“雪山壁立，转甚於前”的感受。如果智猛去的罽宾是克什米尔，途中需要翻越的山口就要多一些，困难会更多，“雪山壁立，转甚於前”的可能性更大。

从吉尔吉特去克什米尔，必须绕过南迦帕尔巴特山地的主体部分，因而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先到吉拉斯，从吉拉斯南下，有好几个山口可以通往克什米尔谷地。对此，斯坦因描述道：“在无法逾越的南迦帕尔巴特峰山岳的西面，环境则明显不同。从巴拉伊（Barai）山口起，其边缘是常年积雪的南迦帕尔巴特峰的最西延伸，我们发现许多山口实际上都可以翻越，道路从相对有人居住的地方通向齐拉斯几个山谷的上部，并较容易地经小帕米尔式的平坦的槽形高地通向南边的分水岭。”[64]1913年7月31日，斯坦因自斯利那加出发，走这样一条“连接克什米尔和下一个目标齐拉斯的捷径”，从克什米尔到达吉拉斯。斯坦因还指出，从克什米尔到吉拉斯的货运并不十分困难。他说，“那时从南面向吉拉斯运输物资并不十分困难，原因是此路全程穿越海拔在3 600英尺至4 400英尺之间的峡谷低地，可常年进行交通。”[65]这条路线上也有一些山口海拔较高，如巴拉伊山口海拔14 250英尺，法萨特（Fasat）山口海拔15 200英尺，卡玛克杜力（Kamakdori）山口海拔14 120英尺（一说13 750英尺），[66]均高于巴布萨尔山口，如果不是在夏季走这条路，很可能会遇到“雪山壁立，转甚於前”的情况。另一条路线是越印度河到本吉，走阿斯托尔河谷，从东边绕过南迦帕尔巴特山地的主体部分。阿斯托尔河谷有好几个山口通往克什米尔谷地，最有名的路线是溯阿斯托尔河而上，翻越布尔济尔（Burzil）山口，经古雷兹（Gurez，或作Gurais），越特拉格巴尔（Tragbal）山口，最后进入克什米尔谷地。这也就是近代英国殖民者为同沙俄争夺中亚而修建的“吉尔吉特运输大道”所取的路线。斯坦因指出此道比经吉拉斯的路线要远得多，且沿线缺少牧草，不能进行驮载交通。[67]这条路线上的冰雪障碍也更多。斯坦因于1900年6月从克什米尔走此道至吉尔吉特，对途中的暴风雪、雪崩和大雨有生动的描述。[68]如果不是在盛夏走这条路，那末，“雪山壁立，转甚於前”也可能是这条道路的写照。

如果奇沙国就是塔什库尔干，那么，智猛走这两条路线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奇沙无疑是Khasa的音译，如果智猛传中的奇沙国就是佛经中的佉沙国，就是达尼教授指出的吉拉斯一带，我们就可以认为智猛是从吉拉斯南下克什米尔的。吉拉斯和克什米尔谷地之间，有印度河与吉申甘加河之间的分水岭，还有吉申甘加河与杰卢姆河之间的分水岭，如果在冬季走这条路，当然会遇到许多雪山。问题是智猛和法显所见之佛唾壶，究竟是不是同一件东西。佛钵、佛唾壶一类“圣物”，不仅可以流转，热衷于传播佛教的信徒也是完全可以自行制造的。吉拉斯一带既然是佛教胜地，有高达百尺的贴金弥勒佛像，自然也不能缺少佛唾壶一类的“圣物”。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奇沙国位于吉拉斯一带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智猛走吉拉斯—克什米尔间那条捷径的可能性。

在智猛等人西行十多年之后，释法勇（昙无竭）等人于刘宋永初元年（420年）西行求法。据《出三藏记集·法勇法师传》，[69]他们也到了罽宾，也见到了佛钵。笔者以为，他们所到的罽宾，也是克什米尔，智猛见过的佛钵，仍在克什米尔。他们所走的路线，显然是吉尔吉特—阿斯托尔—克什米尔道。对这条道路的探讨，限于篇幅，本文从略。

《魏书·西域传》也提到奇沙国：

关于副货国的地望，学者们有不同推测，余太山先生指出各说均无确据。关于阿副使且国、没谁国和奇沙国，余太山先生也认为地望待考，且副货朝魏，本纪不载。[71]

笔者设想，如果将“奇沙”视为Khasa之音译，奇沙国可能就是佛经中的佉沙国和岩刻中的Khasarajagana，就在今吉拉斯一带。若此，副货国极有可能在吉拉斯以南的吉申甘加河流域。吉申甘加河虽有曲折，总体上是自东向西流的，阿副使且国在河谷的东头，没谁国在河谷的西头，“中间相去一千里”，似乎就是吉申甘加河流域。至于副货城，很有可能就在现在的夏尔迪，那里被认为是吉申甘加河谷的心脏。该地有印度教萨拉达（S′arada）神庙，是克什米尔最神圣的庙宇之一，信徒们从四面八方来这里朝拜。[72]传文中的“黄金殿”，可能指这座神庙。传文中的“南有连山”，就是吉申甘加河谷与克什米尔谷地之间的分水岭。在吉拉斯通往吉申甘加河谷的路上，亦即夏尔迪对面的萨姆甘（Samgan）河谷，作物的产量虽少，但质量很好。居民还牧养牛羊，所得酥油还可供输出。另一条河谷，亦即斯坦因从克什米尔去吉拉斯时走的凯尔谷（Kel Dara），居民种植玉米，还拥有大量优质山羊，产酥油。[73]吉申甘加河左岸山地，还有像洛拉勃（Lolab）和格尔纳奥（Karnao，或称Karnah）那样美丽、肥沃的山谷，有茂密的丛林和大片的草场，利于畜牧，还盛产核桃、苹果、樱桃、李子和桃，这里还有多个小湖泊，为水禽提供了良好的栖息之所。[74]洛拉勃以北的卡罗拉斯（Kroras），可以种植棉花、玉米和果树。[75]因此，说那里的气候条件“宜五谷”也未尝不可。至于葡萄，吉拉斯一带和克什米尔谷地都盛产葡萄，位于两者之间的吉申甘加河谷也可能有葡萄。那里有马、驼、骡，表明该地具备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并与周边地区有密切交往。当地有许多草场，至近代仍在培育小马。该地有使节来中国，虽然本纪不载，但《魏书》中的这段记载，很可能源于来使的报告。吉申甘加河谷为克什米尔谷地至吉拉斯的必经之地，当时，克什米尔与中国间来往很多，有使者随同来华，是意中之事。

除夏尔迪外，吉申甘加河谷的另一个重要地方是古雷兹。这是克什米尔北部的一个山谷，四面都是崇山峻岭，山谷中没有宽度超过1英里的地方，山谷的东北、西南部分的低处十分狭窄，只有山谷南部靠近古雷兹堡（Gurais Fort）的地方开阔平坦。古雷兹山谷只有较低的坡地有森林，山谷中气候严酷，缺乏光照和雨水，作物一年只有一季，有粟、荞麦和豌豆，粮食产量少，稻子则无法成熟。有一些苹果树和梨树。但古雷兹山谷有不错的草场，牛羊成群，并育有良种小马，所以在作物歉收时可以从外面购进粮食。[76]古雷兹是从克什米尔至阿斯托尔河谷和巴尔蒂斯坦的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斯坦因还认为它是达尔德人的首府，但同夏尔迪相比，夏尔迪更可能是古代副货城的所在地。

“北至奇沙国，相去一千五百里”，可视作吉申甘加河谷中心地区至吉拉斯的距离。据《克什米尔与拉达克地名录》所附路线表No.48，自夏尔迪经卡玛克杜力（Kamakdori）山口至吉拉斯54英里。[77]另据《克什米尔、拉达克、斯卡杜旅行指南》路线表No.22，这段路程为53英里。《克什米尔、拉达克、斯卡杜旅行指南》路线表No.22a载，从凯尔经巴拉伊山口至布纳尔（Buner），再至吉拉斯的距离为84英里。[78]由于都是山路，还要过几个山口，这段路程颇费时日。北宋时期于阗文《克什米尔行程》载“从Silathasa到桥陆行八日程”，[79]笔者认为，这就是从吉拉斯到吉申甘加河上的木桥的行程。1913年斯坦因从斯利那加到吉拉斯，共走了11天。[80]道路状况至近代已有许多改善，斯坦因一行又都是旅行家，准备充足，但从凯尔谷至吉拉斯，差不多也走了8天。古代旅人，所费时间更长。笔者据《克什米尔行程》推算，从Silathasa（吉拉斯）到斯利那加，约需十六七天。

据《克什米尔、拉达克、斯卡杜旅行指南》路线表No.22，从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至索布尔（Sopor），乘船需行1天，再从索布尔至吉拉斯为111英里。同书路线表No.22a记索布尔至吉拉斯的另一路线总长157英里。《克什米尔与拉达克地名录》路线表No.72还载有第三条路线，从斯利那加至夏尔迪80英里，加上夏尔迪至吉拉斯54英里，合计达134英里。从吉拉斯到吉尔吉特，现代公路长137公里。1961年时，尽管道路状况已大为改善，但仍有5程，乘吉普车也需1天。[81]因此，吉尔吉特和克什米尔间的行程，即便是走条件较好的吉拉斯道，也需要20多天。

副货国、阿副使且国、没谁国的名称现在还无从查考，如果副货国在吉申甘加河流域，阿副使且国可能指东边的阿斯托尔河谷或巴尔蒂斯坦，没谁国就要到西边的穆扎法尔阿巴德或卡甘一带去寻找了。在现代，这个地区和邻近的一大片地方被笼统地称为达尔德斯坦。

斯坦因指出，这一地区和上印度河河谷的其他部分完全处在克什米尔的政治影响之外，因此，克什米尔的历史中见不到它们的古代名称。[82]克什米尔的历史中缺乏记载，而这一地区的语言又都没有文字，这是副货国、阿副使且国、没谁国等名称难以考证的根本原因。

《魏书》本纪中还保存着一些为“西域传”所不载的国名，有的疑似与本文讨论的佉沙国有关。

《魏书》卷八《世祖纪》景明三年（502年）载：“是岁，疏勒、罽宾……不仑……哒舍……诸国，并遣使朝贡。”同卷《世宗纪》永平四年（511年）载：“六月乙亥乾达、阿婆罗、达舍越、伽使密、不流沙诸国，并遣使朝献。……八月辛未，阿婆罗、达舍越、伽使密、不流沙诸国并遣使朝献。”[83]“乾达”是Gandhara的音译，即犍陀罗地区；罽宾和“伽使密”都是克什米尔；“不仑”和“不流沙”都是吉尔吉特地区，“不仑”源于该地王室名称Palola，而不流沙源于布鲁沙斯基语，指称当地的Burushal一词。“阿婆罗”，笔者疑其为巴尔蒂斯坦的一个重要河谷——哈伯罗（Khaplu）之音译。这几个地方互相毗邻，共同派遣使团，或者一国遣使，沿途各国也派出使节，结伴而行。显然，哒舍或达舍越也是一个与它们相毗邻的地方，由此，笔者怀疑“哒”和“达”系“迦”之误，而“越”字系衍文。该名称源于Khasa，就是吉拉斯一带。

佉沙的名称，后来便失传了，这可能同岩刻铭文中叫作Khasarajagana的那个部落国家的衰亡有关。但是，经由这个地方的交通并未中断，吉尔吉特—吉拉斯—克什米尔道成为中国到克什米尔谷地的一条捷径，这条路上的交通，有过很大的发展。

克什米尔是一个重要的佛教中心，从西域到中国来传播佛教、翻译佛经的高僧，如僧伽跋澄、僧伽提婆、昙摩耶舍、弗若多罗、卑摩罗叉、佛陀耶舍、佛驮什、昙摩密多、求那跋摩、佛陀多罗、佛陀波利、释阿你真那、释般若等，都来自罽宾，并且都是罽宾人。可见，罽宾同中国的往来是很多的。在公元8世纪，唐朝还和箇失蜜有过密切的外交关系，《新唐书》因此有“箇失蜜传”。有关僧人的传记和史籍虽然没有提供交通路线的材料，但经由吉拉斯的这条捷径肯定是旅行者的首选。

10世纪时产生的于阗文《克什米尔行程》证明，经吉拉斯入克什米尔的道路，后人不仅一直在使用，而且走的人很多，甚至产生了对《克什米尔行程》这样的旅行指南的需求。于阗文《克什米尔行程》写卷系斯坦因从敦煌千佛洞搜去文书之一，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据黄盛璋先生研究，此《行程》写作的上限不会超过958年，下限不应超过966年，写作者可能是于阗在沙州的使团或僧人，写作的目的是为内地或沙州赴印求法者提供一份路程表。据黄盛璋先生考证，《行程》所载路线，系自叶尔羌起程，经喀什噶尔、塔什库尔干，入五识匿国之一，再入瓦罕，然后越巴罗吉尔山口进入亚辛河谷，再沿吉尔吉特河到吉尔吉特，尔后沿印度河而下到吉拉斯，最后从吉拉斯到达克什米尔。[84]《行程》提到了一个叫Sitathasa的地方，同时期的阿尔·比鲁尼（Al-Biruni，973～1048年）在阿拉伯文著作《印度志》中提到了Shiltas，达尼教授在吉拉斯的岩刻铭文中，还发现了称呼这个地区的名称——Silavata Vishaya。[85]Sitathasa和Shiltas，以及现代名称Chilas，显然都源于Silavata。因此，《行程》所载路线要经过吉拉斯这一点，已确定无疑。从吉拉斯到克什米尔的路线，还可作进一步的讨论。笔者认为，《行程》所载路线就是从吉拉斯往南并越过吉申甘加河的那条捷径。具体考证，容当别论。

与于阗文《克什米尔行程》同一个时代，一个大型中国僧团于北宋乾德四年（966年）从中国内地出发，经新疆到吉尔吉特地区，又到了克什米尔。《佛祖统记》称：

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型官派僧团，迦湿弥罗是预定的目的地之一，《宋史·天竺国传》记录了使团预定的行程：

“布路沙”即Burushal之音译，即吉尔吉特地区。中国僧团是经吉尔吉特去克什米尔的。

僧团成员之一继业回国后记下了自己的行程，后为范成大《吴船录》收录，其中至克什米尔和犍陀罗的行程为：

文中“大石”，黄盛璋先生认为可能为Tash之音译，即今塔什库尔干。[89]“度雪岭”系指翻越喀喇昆仑山脉的雪山。“布路”为Burushal一词之音译。布路州国即吉尔吉特地区。这段路程应该就是罕萨道。“又度大葱岭、雪山”等语，应是自吉尔吉特地区翻越南迦帕尔巴特山地进入克什米尔的路程。这同智猛从波淪去克什米尔的路线是一致的，具体路线虽难以认定，但以走吉拉斯以南捷径的可能性为大。继业从克什米尔西行去健陀罗国，途中所见“萨埵王子舍身饲虎处”，就在今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东南的马尼基亚拉（Manikyala），离克什米尔—塔克西拉道很近，那里有著名的马尼基亚拉窣堵波，巴基斯坦学者说：“马尼基亚拉镇完全建在佛教遗址之上。”[90]这是一处重要的佛教胜地，所以继业特别提到了这里。

这一段路程也见于敦煌写本《西天路竟》。据黄盛璋先生，《西天路竟》也是斯坦因自敦煌劫去之写本，作者失考，但必为宋乾德四年所遣西行取经僧徒之一，现存写本属传抄之节略本，虽属简略，仍不能低估其价值。[91]《西天路竟》载疏勒至北印度的行程为：

“布路沙国”，与《宋史·天竺国传》所载相同，为Burushal之音译，今吉尔吉特地区。“又西行二十余里至迦湿迷罗国”，“里”显然应该为“日”，“西行”的说法不够全面，但显然是吉尔吉特—吉拉斯段行进方向的反映，至吉拉斯后当取往南的捷径。走这条路线所需时日，正是“二十余日”，与于阗文《克什米尔行程》也相符合。“左兰那罗国”，即玄奘《大唐西域记》之“阇烂达罗”，今贾朗达尔（Jalandar）。该地后来也是藏传佛教信徒的圣地。

有关文献虽然没有明确记述中国僧团进入克什米尔谷地的具体路线，但中国僧团赴克什米尔的时间，同于阗文《克什米尔行程》所记为同一时代，进入克什米尔谷地的路线，完全可能相同。若此，中国僧团也是从吉拉斯南行，越山口后进入吉申甘加河河谷，再翻山进入克什米尔的。

许多世纪过去了，喀喇昆仑公路取代了古老的小道，成为连系中国和巴基斯坦的重要纽带。今天，吉拉斯是喀喇昆仑公路上的重要站点。在吉拉斯西边，两座钢索吊桥凌空飞架，连结了印度河两岸。位于夏迪亚尔（Shatial）的大桥长148米，位于沙津（Sazin）的大桥长192米，这使吉拉斯同达丽罗及丹吉尔河谷之间的交通变得非常便利。这两座桥梁均由新疆道路桥梁工程总公司承建，该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克服了气候环境恶劣、原材料和食品供应不便等种种困难，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完成了建造任务，不仅为中巴友谊，也为这一地区的交通史谱写了新的篇章。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编排：王文洲

审校：李文博

审核：陈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