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海霞 | 民国时期新疆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特点及影响

赵海霞

我国自古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多元文化是我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分布各地的各民族文化在中国大地上交流互鉴，吸收融合，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新疆作为多民族聚居区，各民族文化交流频繁。历史上每个时期，新疆各民族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交流。他们在文化的互相影响、渗透、交融中发展与变迁，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尽管在民国时期的38年中，中央执政者数次更迭，内忧外患不断。但新疆各民族间始终维系着不间断的文化交流，且交流与认知的广度和深度都不断加大加深。就目前研究情况而论，关于新疆各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著述颇多，[2]但主要集中于古代和当代。对民国时期新疆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内容、特点、原因及影响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本文利用档案、文献史料，从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中解读新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交融，[3]以期为新时代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借鉴。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全国各省纷纷响应，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至此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覆灭，我国开始进入民国时期。辛亥革命的浪潮也冲击到新疆地区，以刘先俊、杨缵绪、冯特民等为首的革命党人先后举起“迪化起义”“伊犁起义”的旗帜，成立新伊大都督府，最终迫使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退出历史舞台。在此后的几十年间，新疆时局虽动荡不安，但新疆地区各民族间始终保持着持续的文化交流。

1.戏剧艺术。西域“回俗无戏而有曲”。[4]民国前随着内省大批军民、商人、手工艺者迁入天山南北，内省的戏曲文化也随之进入。到民国时期，在当地较有影响的戏曲有秦腔、京剧、河北梆子、话剧等。

秦腔。又称乱弹，是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流行于中国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地，其中以陕西宝鸡的西府秦腔最为古老。1917年，陕西会馆联络陕西、山西、甘肃流入新疆的秦腔艺人组成“三合班”剧团，在迪化和北疆各县演出。1925年，由甘肃会馆出资省票五十万两，购买一套新戏箱，专供秦腔剧团演出使用。1933年，秦腔“三合班”也利用中州会馆的后院，开办天山剧院。秦腔票友袁阁臣等人利用老君庙戏台开办元新剧院。1939年，两剧院合并为新中剧院。西北各地的秦腔演员纷纷来到乌鲁木齐，如闻名西北的秦腔须生王义民、王正民、王北平，正旦楼英杰，武旦吕秀民等，[5]他们精彩的演出不仅丰富了当地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同时亦对各族的戏曲文化产生重要影响。在维吾尔族中逐渐出现汉、回小曲子戏专业演员和经典的“维汉合璧”秦腔。如乌鲁木齐维吾尔族商人卡帕尔白天做生意，晚上经常到天山剧院、元新剧院看秦腔。他不但熟悉戏的内容，还学会不少唱段。有时在朋友自乐时也唱几段他自编自唱、“维汉合璧”的秦腔“乱弹”。[6]

京剧。作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京剧真正进入新疆的戏曲舞台应始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1919年，在新疆津帮商人资助下，部分在新疆的天津艺人创办京剧“天利班”“吉利班”，并从京津购来精致剧服，接来一批新演员。[7]1921年至1925年间，京剧演员赵德凤、何金霞、李承恩相继由北京“吉利班”来到迪化演出。1933年，在撤退到迪化的东北抗日军京剧票友倡导帮助下，“吉利班”利用定湘王庙的戏台，开办光明戏院。当时光明戏院有一个维吾尔族京剧武生达吾提，被京剧武生何金霞看中，收为门下，教其武艺，后成为光明戏院的武生名角。他先后扮演《白水滩》中青面虎、《战长沙》中魏延，《黄鹤楼》中赵云等。在春节大反串中，达吾提在《杀楼》中扮演一个中国古代的青年妇女，在舞台上摇扇、抖肩、轻步曼舞，演得是妙趣横生。[8]

河北梆子。河北梆子是河北省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地方剧种，形成于京、津、冀一带。清末民初随着津帮商人到新疆地区经商，河北梆子这一地方剧种也随之被带入。1919年，伊犁和乌鲁木齐两地的津帮商人支持穆连君、李树芬等人，创办演河北梆子戏的“天利班”。此后数十年，该班一直活跃在天山南北各地，为繁荣新疆地区的戏曲艺术做出了贡献。到杨增新治新后期，随着京剧风行全国，河北梆子戏也应时吸收京剧剧目，改换唱腔，称为京剧，但仍保留一部分梆子戏的剧目与唱腔。1934年，为缓解社会矛盾，促进各民族间文化交流，包尔汉曾率领河北梆子“吉利班”到阿勒泰对当地哈萨克族进行宣抚。“吉利班”戏曲艺人们在城乡连续多日为当地哈萨克族民众表演，颇受欢迎。抗战时期，河北梆子剧院演出《铁血救国》《劝夫从军》《卢沟桥》等剧目，以宣传抗日。

话剧。话剧是一种由西方移植到中国的外来戏剧形式，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到中国。抗战时期，中国话剧开始大普及、大发展、大繁荣。期间，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组织和领导下，紧密配合抗日战争，广泛开展抗日话剧运动，使话剧这一艺术形式在新疆地区获得空前的传播，并成为对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形式。他们先后在天山南北各地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血祭九一八》《警号》《无名英雄》[9]等话剧，深受各族群众的喜爱，并逐渐形成独特的抗战新文化。每场演出前，他们都会用维汉两种语言向观众介绍剧情内容梗概。[10]1939年8月，著名文学家沈雁冰(茅盾)、著名学者张仲实以及演员赵丹、徐滔、朱今明等著名民主人士来到乌鲁木齐，他们在各地通过组织和演出各种话剧，向各族群众宣传抗日爱国思想，进一步推动了新疆地区话剧运动的高涨。如赵丹亲自出演《战斗》《故乡》《突击》等大型话剧，在各族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除上述戏剧种类外，诸如豫剧、评剧、扁担戏等戏剧在新疆地区也有流传。还有一些流动的个体卖艺人在城乡演出。他们通过在新疆各地演出，将喜闻乐见的戏剧文化带入各族群众中，丰富了各族百姓的文化生活。据当事人回忆，在解放前几十年，河南人流动表演的“扁担戏”不仅在乌鲁木齐大街小巷处处可见，而且还游乡串村，上山下乡，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11]1924年，英国驻喀什总领事斯科拉因在莎车观看天津商人会馆剧院的汉人戏剧，戏剧基本“由喀什和莎车当地演员演出”“观众中绝大部分都是汉族人，汉族观众背后是拥挤不堪的维吾尔族捧场者，街头顽童，以及其他观光者”。[12]1929～1930年，贡纳尔·雅林有机会在喀什噶尔观看戏剧。令他感到惊讶的是，“在汉族观众中竟然有人数众多的维吾尔族观众，其中大部分来自于维吾尔居民中属于下层社会的那些人”。[13]由此可见汉族戏剧对新疆少数民族影响之一斑。

与此同时，汉文化中也加入少数民族文化的元素和精华，丰富了汉文化的内容。如当时迪化汉人差不多都会唱一首当地的“劝酒歌”，它采用维吾尔句式语序、民间小调和语言节奏，歌词即兴编。通常内容为：“白酒也有甜酒也有，手抓羊肉也端上，你肉也不吃酒也不喝，咱们两个是啥朋友；要大口地吃大口地喝，肚子吃饱不想家，饿着肚皮回到家，你媳妇就要把我骂”。[14]这种双向的文化交流与借鉴充实了中华文化的内容，为中华文化体系增添了新的色彩和发展力。

2.语言文字。语言既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交流性文化形态。在长期交往、共同生活的过程中，新疆各民族在语言上相互影响。著名维吾尔族京剧演员达吾提，会说一口流利的天津“杨柳青味”的汉语。口技艺人托乎提曾走遍甘肃、青海、陕西、四川、湖南、天津、北京等地，不仅学会同行的各种特色技艺，同时还学会了各地方言。尤其是湖南话、甘肃河州话和天津杨柳青话讲得十分流利地道，唯肖唯真。[15]伊犁的锡伯族不仅通晓本民族语言，一般都兼通汉语。

与此同时，受少数民族语言影响，新疆通晓维吾尔、俄罗斯、哈萨克、蒙古等民族语言的汉族也为数不少。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乌鲁木齐银都照相馆经理、杨柳青人王大生说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南梁街（今胜利路）元兴号、春发祥的经理王宪章、隋春甫就通晓多种语言，就连一般店员都能讲维吾尔语，所以该店在当地各族民众中具有很高的信誉。[16]20世纪30年代初，乌鲁木齐近郊头工地区的东场村，生活在这里的汉、回、维吾尔等民族农民不仅在经济上互相帮助，而且还相互学习语言。东场村的维吾尔族都能讲很流利的汉语，回、汉族农民也能讲些维吾尔语。[17]这既反映了新疆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痕迹和轨道，同时亦可折射出新疆各民族交往关系以及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借鉴。

3.服饰文化。新疆各民族在服饰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亦十分突出。1927年，徐旭生在哈密就曾看到哈密王沙木胡索特“年七十一，白须苍颜，精神矍铄，身材不高而丰满，衣饰皆汉式，汉话亦极流利，不知者恐难断定为他族也”。[18]与哈士纶接触的土尔扈特蒙古高级官员，身上“穿着汉人式的丝绸长袍，但色彩和发亮的料子上的单调图案却是草原蒙古式的”。[19]

和阗的织毯业历史悠久，闻名遐迩。传统的样式为铺满毯面的四瓣纹式和散花图案式及石榴图案式、五枝花图案式等，这是长期形成的有本民族特色的地毯式样。但清代后受汉文化的影响，和阗地毯吸收了中原传统文化中的鼎、瓶、琴、棋、书、画、飞禽、瑞兽、铜钱、山水风景等元素，形成了汉维合璧的地毯形式，即博古图案式。1929～1930年，贡纳尔·雅林在喀什噶尔的巴扎上，不仅看到来自和阗、莎车或喀什噶尔本地产的绣花织品和地毯，同时也发现受汉式风格影响而织出的地毯，这表现在图案和染色上。[20]哈密维吾尔人的花帽也受到汉族传统装饰手法的影响，故有的纹样甚觉繁茂细致，色彩亦重鲜艳。[21]北疆的汉族受当地维吾尔族“皮窝子”的启发，发明了一种牛皮窝窝鞋。[22]

4.饮食文化。民国时期新疆各民族间饮食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亦日益明显。在饮食习惯上，多数维吾尔族群众以面食为主，喜食肉类、乳类，蔬菜吃得较少。民国时期受汉族饮食文化影响，许多汉式食物如饺子等也出现在维吾尔族的饮食清单中，各类蔬菜也逐渐被他们所接受。1929年，贡纳尔·雅林在喀什噶尔的巴扎看到，那里不仅有少数民族的食物，还有汉族烹调手艺所做出的食物。[23]1931年，地质学家杨钟健随中法科学考察团赴西北考察，在吐鲁番工兵营长绳某的衙内进午餐，吃的是地道的陕西臊子面。[24]民国时期乌鲁木齐已有首屈一指的川菜大饭馆“洪昇园”、山西人周茂经营的“三成园”、兰州人杨树林、杨利民经营的“永庆园”和回族人马保才兄弟经营的“三盛园”。[25]

与此同时，新疆地区的汉族也吸收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并逐渐将其纳入到自身饮食体系当中。如拉条子、揪片子、抓饭、烤肉、馕、清炖羊肉、奶茶等，这已成为新疆地区汉族家庭的日常饮食。如在新疆的农牧区汉族居民家里，你很难吃到中原地区用擀面杖擀出的面条，他们会用拉条子来招待客人。在肉类方面，受新疆少数民族的影响，新疆汉族多数以牛、羊肉为主，辅以鸡、鱼。受本地少数民族影响，新疆汉族也逐渐习惯饮用奶茶。

5.建筑艺术。随着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深入，汉族传统的建筑艺术亦对新疆少数民族建筑有着重要的影响。如哈密回王府到沙木胡索特王执政期间，王府修筑得更加气派，汉族建筑艺术对其影响更是俯拾皆是。[26]新疆地区的麻扎建筑也经历由最初简单套用中亚伊斯兰建筑到日渐结合当地传统风格做法，再到后期受汉式建筑文化的影响。哈密回王墓群中的西部台吉拱拜，在建筑形式上多种民族风格融为一体。它以伊斯兰式的穹窿顶为基础，同时又吸收了中式八角攒尖顶及蒙古式盔顶的木质结构建筑形式。[27]清代以后伊犁的官屋多为高大的砖木结构的瓦屋，这种建筑全采自中原的建筑艺术，耐用坚固，至今在伊犁惠远城仍有保留。[28]

6.民间文学。随着新疆各民族间交往交流的加深，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也深受汉族民间文学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手法上的凝练集中和含蓄，同时也有情节的类似。如维吾尔族民间故事《三条遗嘱》中关于折棍子的故事，与汉族民间流传的《折箭的故事》在结构、情节上都基本相同，维吾尔族寓言《杜鹃和青蛙》与汉族寓言《井底之蛙》也极相似。[29]而维吾尔民间文学《阿凡提的故事》，数百年来在我国各民族中广为流传，逐渐成为一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文学形象。当然，汉族民间故事在新疆不同区域、不同民族间的流变并不是对故事文本进行简单的移植，而是讲述者在充分把握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民族生活实践进行的改造和创作，以口耳相传、相互交叉的方式在不同的民族之间流动，最终形成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民间文学。通过这种民间文化的讲述和传播，不同民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补充。

7.中医文化。辛亥革命后，我国固有的中医文化也在乌鲁木齐兴盛起来。乌鲁木齐有好几家业务较大的中药店，如陕西人开的“凝德堂”和“元泰堂”、河北人开的“德生堂”、山西人开的“永盛堂”等，到民国初年乌鲁木齐的私营中药店已有七八家之多。[30]随后又有许多内省中医来到新疆地区，他们或开业门诊，或兼行医术。1919年，杨增新在乌鲁木齐开办中医传习所，以高俊嵩为传习所所长。经过考试，录取各族学员40名。[31]传习所所用教材皆为北京出版的经典医药专书，如陈修园、徐灵台等人的《汤头歌诀》、吴鞠通的《温病条辩》以及中医四大经典中的《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典籍。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天山南北各地担任医官，为各族群众行医治病，将中医的知识在各地不断传播。如古育贤（回族）分配到鄯善后，他不仅把传习所学到的中医理论知识与当地的土法医治各种疾病的经验相结合，针对特殊病情灵活修改适用处方。同时还研究当地民间药材，搜集传统的民间单方，加以鉴定整理后推广。[32]

从民国时期新疆各民族不间断的文化交流中，依然能看出民国时期新疆各民族文化交流的轨迹。虽然民国时期复杂而微妙的政治局势给新疆地区民族文化交流亦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各民族文化交流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1.民国时期新疆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特点

首先，民国时期新疆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广度和频度呈现出阶段性特点。任何时期不同地区间文化交流的广度、深度和频度无不受当时政治形势和政府当局文化政策的影响。民国时期新疆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状况也决定这一时期文化交流呈现阶段性特点。如杨增新、金树仁治新时期，因其奉行文化封锁政策，新疆与其他省份文化交流的官方渠道几近中断，民间成为文化交流的主要平台，但发展较为缓慢。抗战爆发后，随着盛世才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开始进入新疆地区。他们活动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条战线，通过学校讲台、报刊杂志、文艺活动等多种形式给各族人民带来新思想、新文化的洗礼，新疆与其他省文化交流的官方渠道再度兴起。民国后期国民党在新疆地区广泛开展宣传活动，举办各族干部培训班、讲习所。尤其是张治中为稳定局势，不仅恢复各族文化促进会，而且在兰州成立西北文化建设协会和西北文化供应社，专门负责供应、翻译内省和新疆各民族的新版书刊。同时亦组织歌舞团到南京、北平、上海、杭州、台湾等地公演，将新疆特有的民族歌舞文化带至全国各地。在日渐深入的文化交流中，交流主体由政府逐渐转向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

其次，文化交流的方式更加多样。文化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交流、沟通的一系列基本形式的组合，这种特性决定了新疆地区文化交流的多层面、多途径。一方面有官方大规模、有组织的文化交流活动。除官方开展的商业贸易、移民招垦、教育交流等，还有许多具有官办性质的群众文化组织。如盛世才主新初期，先后成立各民族文化促进会，并在此基础上成立新疆文化协会。张治中主新时期不仅安排舞蹈团到内省巡演，还建立西北文化建设协会和西北文化供应社。这些民族文化团体纷纷组建自己的文艺俱乐部、艺术团和艺术培训班，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不仅为各民族文化的传播提供良好的平台，同时也对促进民族文化交流发挥重要的作用。1934～1944年上半年，维吾尔族文化促进会在全疆设立俱乐部81处，群众娱乐场所32处，共培训出民族文艺工作者19648人。[33]另一方面来自民间群众组织、团体的自发相互交流。抗战前后，全国掀起开发西北的热潮。许多民众出于爱国的热忱和对新疆的兴趣，自发联合起来，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组织各种社团，如西北研究社、开发西北协会、西北文化社等。这些社团除派人到新疆各地详细调查、举行集会、年会讨论外，还创办专刊，对各地风土人情和发展现状进行报道。如《新亚细亚》《开发西北》《西北文化》等杂志均刊发大量有关新疆的报道。这种民间群众组织、团体的交流不但形式灵活，而且范围较广，弥补了官方文化交流的不足。

再次，民国时期新疆各民族文化交流的载体更为丰富。除语言、文字、节日风俗、饮食、服饰外，还有戏剧艺术、建筑、中医、电影、教育等。其中教育充当文化交流的载体尤为突出。中央通过制定边疆教育政策、创办学校、派遣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到内省学校学习等活动，进一步促进了新疆少数民族与兄弟民族间的文化交流。随着各种编译机构的成立，大量研究和介绍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著作被翻译出版。电影、收音机等新媒体的运用，也扩大了新疆各民族对内省文化的了解与认知，这是以往时期文化交流所不具备的。

此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在新疆各民族中的广泛传播亦是民国时期民族文化交流的新特点。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宣传下，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各民族中得到广泛传播。一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报刊进入乌鲁木齐。当时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有汉文的《救国时报》《中国工人》杂志。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新疆成立编译委员会，编辑和翻译具有进步内容的汉、维、蒙、哈多种文字的教学课本。从1936年到1939年的三年中，印刷各种文字的课本30万册。其中，1939年就编译汉、维、蒙、哈四种文字的教学课本25种，37册，印刷19万多本，有力推动了新疆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及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此同时，新疆文化书店在乌鲁木齐开业，国内出版的各种进步书刊，成为各族青年渴望以求的精神食粮。[34]1939年7月，杜重远由内省购来进步书籍2000余册，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张仲实《政治经济学讲话》、沈志远《新经济学大纲》等，其中一部分交新疆学院图书馆收藏，一部分送民众教育馆阅览室，供各界人士阅读。这批新书到后，每天都有上百名各族青年学生前往阅读，有的摘笔记，有的整本抄写。[35]穆哈希加肯等哈萨克族知识分子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文译成哈萨克文，并在《阿勒泰报》上刊登。这些书籍不仅有助于加深各民族间的了解，同时对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札里甫是哈萨克族中第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他利用工作之便，不断向哈萨克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有不少哈萨克牧民回忆称“我们初次听到马克思主义是札里甫向我们讲的”。[36]1946年夏，锡伯族知识分子德林同阿学文合作，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译成维吾尔文，发表于《伊犁日报》上。[37]

2.民国时期新疆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原因

民国时期，尽管新疆地区社会动荡不定，战争迭起，政府更迭频繁，但新疆始终在国家政权的行政管辖下，各民族间依然保持了不间断的文化交流。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首先，民国时期新疆行政体制一体化的完成，为新疆地区各民族文化互渗、消除隔膜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清末清廷进行的行政体制调整，逐步将至19世纪以来处于动荡中的新疆纳入与其他省份一致的行省体制。但其重点主要在省、府一级。民国时期，杨增新不仅把伊、塔、阿三区统一纳入新疆行政统辖，最终实现全疆行政建制的统一。同时，他又实行府—道—县三级行政体制，通过增设道、县，整顿乡约，加强中央权力对基层社会自上而下的控制。金树仁在原行政体制基础上改道为区，废除县佐，改设治局，使县的建置数量也不断增加。盛世才主新时期，一方面将原来的八行政区增至十行政区；另一方面通过增设县局、改乡约为区村制，实行区村长制等措施，使县级及以下基层行政建设得到进一步重视，并不断完善。至国民党治新时期，基本实现与其他省份行政体制一体化。可以说，民国时期新疆基层行政体制与其他省份的统一，不仅强化了中央政府对新疆各地的直接治理，使全国在行政管理上进一步统一，这对打破各民族间原存的文化壁垒，使各民族超越各自狭隘的族群观念，培养作为一个自觉民族实体的中华民族意识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其次，民国时期新疆的文化政策，为多民族文化互动与交融提供一定保障。民国初期，杨增新先后推行一些发展新疆社会文化的措施，如设立医学传习所，在全疆设立通俗图书馆4处、通俗教育讲演所2处、公共阅报所5处，并为在北京举办的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选送新疆儿童的作品参展。杨增新还要求地方官员学习维吾尔语，在全疆范围内推行汉语。1917年，杨增新呈请中央政府，要求成立缠文研习所，培养汉语和维吾尔语的双语干部。抗战时期，随着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疆各民族文化逐渐走向更高层次的开放和交流。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盛世才不仅制定以反帝、亲苏为主要内容的“六大政策”，且在“发展各民族文化教育事业”时，于1935年成立编译委员会，编译具有进步内容的汉、维、蒙、哈各族文字的教学课本。张治中主新后，在兰州主持成立西北文化建设协会、西北文化供应社，以保证两地间文化交流的畅通。此外，张治中亦邀请内省演出团体和著名艺术家到新疆献艺，著名音乐家喻宜萱教授、男高音黄源尹、小提琴家马思宏、著名画家赵望云等均受邀在天山南北各地进行表演作画。[38]期间，张治中还在迪化建立中正图书馆，派出青年到内省深造，并请来京沪营造工程考察团，修建天山大厦。可以说，地方政府诸多文化措施的推行，客观上为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加深其相互了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再次，民国时期新疆地区民族流动加强，进一步促进各民族间文化的互动与交融。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流动性大的、迁徙多的民族，其文化交流的深度和频度也大。民国时期，因灾荒、战乱、驻兵等原因，新疆与其他省各民族人口流动频繁。但因杨增新、金树仁奉行“闭关自守”政策，故这一时期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民族迁徙不多，自发性的民族迁徙大量增加。内省许多汉、回等族农民、商民、手工业者纷纷前往新疆营生，投靠亲友，形成了向新疆的自发移民。据哈密关卡报告，“内省人民相率来新者，日计百数十人，络绎不绝”。[39]金树仁主新时期，大批甘肃难民至天山东部地区垦种谋生，部分被招入迪化为兵，后屯戍于安宁渠附近。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疆一度成为全国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和进步人士汇集的地方之一。国民党主新时期，为稳定新疆局势，巩固其统治地位，也派大批汉、回军政人员和部队进入天山南北。

与此同时，新疆、甘肃等地的维吾尔族、蒙古族民众因经商、求学等原因迁入北京、天津、上海等。20世纪30年代，居住在阿勒泰、巴里坤、哈密一带的哈萨克族，因不堪盛世才的统治，分四批先后进入甘肃境内。随后，一部分迁入青海。据学者统计，从1911年到1939年，迁入甘肃的哈萨克族约3000余户，约2万多人。[40]频繁的民族迁徙带来了不同民族成员间更多直接的交往和交流。这种接触渗透至日常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进一步促进了新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尽管在交往交流过程中，因语言、宗教、习俗等文化差异，或生产生活中的利益纠纷，使他们出现一些摩擦。但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吸收与借鉴仍是新疆各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

此外，近代不断健全的通讯网络，为促进新疆各民族文化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民国时期，随着经济的近代化推进，新疆通讯媒介获得发展。1920～1923年，新疆开始建设无线电台，安装25瓦特弧光无线电收发报机两座，分别安装于迪化、喀什两地。1927年，正式成立迪化电报局，又安装500瓦特长波电机一部。[41]金树仁主新时期，在迪化设电话局一所，有话机12部。1930年又在迪化添设一座250瓦特短波电台，与太原通话，并办无线电学校一所，购电台12座，分设于迪化、喀什、哈密、塔城、伊犁、和阗、阿尔泰等地。盛世才主新后，天山南北的电讯业均获得一定的发展。1935年迪化成立新疆历史上第一座无线广播电台，到1937年无线电广播增加至100余部。1938年又购进收音机200台，广播开始进入商店和民宅。无线电报，全省已有电台23处。电话安装也大为增加，凡是有线电报通达的地方，均可通长途电话。[42]民国时期不断发展的近代化通讯网络，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文化交流原有的地理和区域界限，缩短了各民族间的时空距离。有线和无线通讯技术克服来自自然、地理、民族、政治、文化等内部障碍，较之驿站等更为有效和便捷。它与邮政相配合结成的信息网络对加强各民族的联系与交流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疆各民族可依靠现代的广播、电报、邮政电讯、收音机等传播媒介，了解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探知各民族的生产、生活状况和文化特点。可以说，这种文化交流的方式成为民国时期新疆各民族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使各民族文化在历史进步的阶梯上相互碰撞，相互学习，携手共进。

文化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民国时期是新疆历史上的重要阶段。从1912年至1949年，虽然只有短短的38年时间，但却是新疆由传统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重要时代，也是新疆各民族与祖国关系增强和密切的时期。伴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新疆各民族间文化的共同性日益增多，不仅丰富了各民族自身的文化内涵，加深了各民族间的相互认知，同时亦推动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尤其是，新疆各族民众在外部势力强力介入和内部民族分裂势力猖狂活动的情况下，排除种种困难，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彰显出中华民族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

首先，民国时期新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动，使各民族文化的共同性不断增多，既丰富了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同时亦促进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

一是新疆少数民族文化通过与汉族等兄弟民族文化接触，在借鉴吸收和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发展创新，促使新疆少数民族文化有进一步的发展。如新疆曲子戏就是在陕西郿户剧[43]基础上吸收西北各地民族文化艺术，由平调、越调、赋腔、鼓子四大类组成的独特曲子，并经过回、汉、锡伯、满等民族一起创作，才形成今天这样一个地方剧种。[44]它唱腔甜美圆润，曲调流畅，清新活泼，具有鲜明的西域风味，深受新疆各族人民喜爱。锡伯族人民将曲子剧的平调、越调曲子与本民族的音乐[45]、“西迁歌”等糅合在一起，结合本民族的舞蹈，从而形成锡伯族人民所喜爱的戏曲形式——汗都春。[46]既有锡伯族音乐特点，又有浓郁的曲子剧风味。同时，新疆各民族民间文学在吸收汉族历史传说基础上，不断丰富本民族文学内涵。如锡伯族不少神话传说就得益于汉族民间神话故事的影响。尤其是《嫦娥奔月》《仙女下凡》《牛郎织女》等故事，被称为锡伯族神话故事萌发、兴起和发展的源头，并逐渐形成《七仙女》《月亮上的人》《神仙下凡》文学作品。在其民族文学中也出现用锡伯语言和诗歌形式再现三国故事的《墨尔依尔哈》《索丽依尔哈》《沙枣花》和《赵子龙营救阿斗》等长诗，被统称为《三国之歌》。[47]《三国之歌》是根据汉族民间广泛流传的《三国演义》编唱的。它对原故事取舍得体，概括性强，把“三国鼎立”的历史史实和由战乱导致的社会动荡、民生疾苦表现得淋漓尽致，极大充实了锡伯族民间文学艺术长廊，在锡伯族民间流传经久不衰。

抗战时期在新文化影响下，新疆一批少数民族话剧表演家、艺术家逐渐成长起来。他们在创作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时，将本民族文化与国家形势相结合，创作、编演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抗战艺术作品。哈萨克族历史学家尼合迈德·蒙加尼凭借自身扎实的汉语功底，大量阅读国内鲁迅、茅盾等人著作，从中汲取写作知识，提高写作能力，于1942年创作出以宣传中国抗日战争为题材的四幕话剧《战斗的家庭》。锡伯族进步青年郭基南、玖善、何全喜等拜赵丹、徐韬等汉族戏剧大师学艺，在致力于诗歌创作的同时，大胆借鉴仿效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话剧，相继推出《满天星》《太行山下》《察布查尔》《为民主》等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话剧，成为锡伯族艺术宝库中的传世之作。

二是随着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深入，汉文化中也加入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的元素和精华。新疆汉族戏曲开始突破原有的题材、唱腔和程式动作，融入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和生活动作，从而创造出新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技巧。新中国成立后，新疆戏曲舞台上出现一批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戏曲剧目，如京剧《渭干河》、越剧《王子与公主》、豫剧《一家人》、楚剧《西琳与帕尔哈特》、秦腔《萨里哈与萨曼》、京剧《天山红花》等，[48]它们以新疆独有的艺术文化元素，丰富着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促进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发展。

其次，民国时期新疆地区文化的交流互动，进一步加深了各民族间的相互认知。尤其是抗战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新文化在新疆地区的传播，新疆各民族对内省的认知达到空前程度。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组织话剧团、歌咏队、宣传队深入天山南北城乡各地，向各族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新疆日报》除印发汉、维、哈、俄四种语言文字版的书报刊外，还代售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和《全民抗战》等进步期刊，这些均有利于促进西北地区各族人民对内省的了解。1939年7月，杜重远奔走于上海、香港、重庆间，为新疆学院购买三大卡车进步书籍，被誉为“文化列车”。这些书籍不仅有助于新疆各民族对新文化的了解，同时对培养各族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也发挥一定作用。此间，不仅是各族知识分子阶层，一般民众对内省文化的了解较以前增多，各民族对抗战形势、新文化了解达到空前的程度。

与此同时，汉族等兄弟民族对新疆各民族文化的认知程度也得到加深。民国前期，一些有识之士通过不同方式对新疆进行考察，并形成大量调查报告、游记等。如林鹏侠的《西北行》、谢彬的《新疆游记》、陈赓雅的《西北视察记》等。他们通过细腻的笔触，多侧面向全国人民宣传介绍西北形势、民族风情、道路交通、经济生活等，使渴望了解新疆的内省民众眼界大开。抗战时期，往返于新疆与其他省份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通过各种形式宣传新疆，帮助内省民众进一步了解新疆的社会文化。如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曾“三度天山”考察，返回内省后通过报纸、杂志对新疆进行饶有趣味的介绍。在他的影响下，著名报人萨空了，作家高滔，漫画家鲁少飞，文学家茅盾，经济学家张仲实、沈志远，著名演员赵丹等分赴新疆，从事文化事业。[49]西北农学院农学专家涂治在看了杜重远写的《三度天山》《盛世才与新新疆》等书后，对新疆产生极大兴趣和无限向往，后接受杜重远的邀聘，来到新疆学院工作。[50]我国知名电影和戏剧艺术家王为一，因被新疆救亡戏剧运动的蓬勃景象所深深吸引，于1939年随赵丹、徐韬一行9人由重庆来到新疆。[51]

1947年10月至1948年4月，张治中组织歌舞团到南京、北京、上海、杭州、台湾等地公演，将新疆特有的民族歌舞文化带至全国各地，歌舞团所到之处，均受到各地民众的热烈欢迎。中国现代诗人涂元渠在台北观看歌舞团演出后，当即写下《浣溪沙·观新疆歌舞团康巴尔汗表演舞蹈》，以表达自己观看演出后的认识：“铜笛胡琴逐铁琶，轻裾舞袖月初斜，烟笼玉树雾中花。丝路情欢歌袅袅，天山霞散绮些些，雪辉冰彩绾天涯”。[52]

此外，民国时期新疆各民族文化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尤其是抗战时期抗战类影片、书籍等在新疆各地的传播，一方面向各族人民展示中华民族海内外同胞同仇敌忾、全民族投身抗战的时代景观，另一方面也承载了新疆各族人民全力支持中国抗战的拳拳赤子爱国之心。期间“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等话语表述被反复强调，通过“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概念，新疆各族人民和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祖国连接成一个稳定的命运共同体。抗战时期，一位哈萨克族老人在反帝俱乐部看了抗战主题的电影后，立即将自己身上全新的袷袢（无领对襟长袍）脱下来，交给电影院的工作人员说：“前方战士在冰天雪地里打仗，衣着太单薄，这是我们哈萨克人的心意……”[53]可见，抗战文化已成为凝聚与激励新疆各族人民、推进全民抗战精神总动员的重要文化载体。在国家危难面前，新疆各族人民始终与祖国同命运，与中华民族共存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空前的觉醒。他们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在“一切为了抗战”口号的鼓舞下，积极开展募集寒衣、文化劳军、鞋袜劳军、献机等抗日文化救亡运动。1943年，国民党新疆省执行委员会对该年1月份至8月份的工作总结报告中指出“本省虽远处后方，但关怀前方战士之心颇切，人民对于各项捐款慰劳运动多能踊跃输将。因此，各项捐款每每超过预定数字”。[54]正是基于这一时期新疆各民族文化交流的频繁，各民族相互认知的加深，新疆成为中华民族抗战的稳固后方。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新疆各民族间始终进行着不间断的文化交流，这种交流有的是在官方主导下开展的，有的则是各民族日常生活中的自发行为；有的是直接交流，有的则是间接交流。随着新疆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深入，不仅加深了各民族间的相互认知，同时各民族文化的共同性在日益增多。一方面在对汉文化学习、借鉴过程中，新疆少数民族自身文化的发展速度得到明显加快，中华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各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之中，使得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得到空前发展，各民族凝结为心心相印、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这对于挫败民族分裂逆流，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具有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新疆少数民族文化因子也为中华文化不断创新进步提供了多姿多彩的精神源泉和强大动力。史实证明，新疆少数民族文化始终扎根中华文明沃土，与中华文化的发展始终血脉相连、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只有进一步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不断增强新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整体认同，从而为进一步促进新疆各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文化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