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和龙 | 论 “英语文学” 概念的成长：一种学科史的范畴考探

关键词：英语文学；英国文学；英语专业；学科史；

“英语文学” 这一名称长期被 “英美文学” 鸠占鹊巢。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是具有全球影响的国别文学，但它们只是英语文学的本源或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是英语文学的全部。但是在我国高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课程体系、研究生招生目录、各类考试，以及众多的研究著述中，“英美文学” 这一表述已经被固定化或 “定型化”。作为国别文学概念的 “英美文学” 约定俗称，早已深入骨髓，以致英语专业经常被误作 “英美语言文学专业”。英语文学并非都在英美，这是常识。然而 “英美文学” 这一概念所形塑和规训的课程体系、研究生态与学术生产方式，制约着国内学界对 “英语文学” 学科谱系的总体认知，反映了国内英语界由来已久的英美文学中心主义学术倾向与思维定势。

“英国文学” 首次作为正式课程供学生选修，不是在英格兰或不列颠群岛，也不是在美国，而是在英国的殖民地印度。英国人在殖民地印度开设 “英国文学” 课程，希望借此让南亚次大陆的人们认识和了解英国文化，旨在服务于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 (Viswanathan，1989)。19世纪早期，伦敦的一些职业学校、工人学校等也陆续开设英国文学课程。正如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引论》中所说：“作为一门学科，‘英国文学’不是在综合性大学，而是在技工学院、劳工学校与业余教育中首先成为常设课程。” (Eagleton，1996) 19世纪20年代，伦敦大学最早设立英语语言文学教授席位，并开设英国文学课程，但这只是其他专业的选修课，选课人数极少。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牛津、剑桥、哈佛、耶鲁、斯坦福等英美综合性大学陆续创建英文专业，成立英文系，“英文研究” (English Studies) 开始兴起。“英文研究” (简称 “英文” ) 作为新兴的专业，在英美两国相当于 “国学” ，主要以文学 (兼及英语语言) 作为核心教学内容与学术研究对象。此前，这些知名大学，尤其是历史悠久的牛津与剑桥，现代意义上的 “文学研究” (Literary Studies) 主要包含在古典学 (Classic Studies) 与语文学 (philology) 研究中。在当代很多英语国家，如英国、美国、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英文 (研究) ’毫无例外指的都是文学研究” (Engler，2000)。有人认为，在英吉利民族文化史的语境下，“ ‘文学 (研究)’ 或多或少变成了 ‘英文 (研究)’ 的同义词” (Widdowson，1999)。其实，“英文研究” 具有多重内涵，既包含英语语言研究，也囊括社会、历史、文化等其他学科领域，但是其核心是英语文学研究，因此也常常被写作 English Literary Studies。

“英文研究” 的兴起，或 “英国文学” (English Literature) 作为一门学科的兴起，与18—19世纪英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大英帝国的扩张密切相关。18世纪初的英国版图包括英格兰与苏格兰，19世纪初爱尔兰又加入其中，构成了现代英国的基本面貌。18—19世纪，英国在全球进行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成为多民族、多文化的现代帝国。不过，正如英格兰仍然是大不列颠或大英帝国的地理之核，作为语言与民族概念的 English 则是大英帝国的文化之核。因此，19世纪的English Literature 一词，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作为民族国家文学概念的 “英国文学” ，其中也包含以民族语言——英语作为传播媒介的 “英语文学” 内涵。世界上最早的英国文学史之一——法国批评家依波利特·泰纳 (Hippolyte Taine) 的《英国文学史》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以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为核心来书写英吉利民族文学史，所构建的也是以英语作为单一民族语言的文学史。20世纪初，沃德 (A.W.Ward) 等人主编的15卷本《剑桥英国文学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既是广义上的英国 (不限于英格兰) 文学史，也是一部 “英语文学史”。在单一民族语言占主导地位的时期，English Literature 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国别文学概念，因为其本身含有民族语言成分，因此也含有 “英语文学” 的内涵。

20世纪早期，随着大英帝国统治疆域的不断变迁，以及英语文学在大英帝国殖民地的发展，English Literature 一词既是指英吉利民族语言与国家文学，同时也包含大英帝国各殖民地的英语文学。二战后，英国属下各殖民地纷纷独立，美国奇峰突起，第三世界国家疆域不断塑形，反殖民主义以及民族主义思潮兴起，English Literature 这个仅仅涵盖了英吉利民族语言文化的术语和概念，越来越名不副实，经常被视作 “政治不正确” 的表述而遭到质疑 (张剑、张中载，2019)。与此同时，在 English Literature 这一概念之外，出现了以民族国家疆界来分类的新的民族或国别文学术语，如英国文学 (British Literature)、美国文学 (American Literature)、爱尔兰文学 (Irish Literature) 等，以及超越现代民族国家疆域、带有大英帝国遗存的新概念，如英联邦文学 (Commonwealth Literature)、后殖民文学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等。

不过，在21世纪的今天，具有国别与语种双重语义的 English Literature 一词仍然在使用，但这一术语所隐含的 “英语文学” 内涵不断凸显。例如，《新剑桥英国文学史》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前6卷仍相当于英吉利民族文学史，但是在第7卷即 “20世纪卷” 中，English Literature 的地理范围既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也包括爱尔兰，同时还兼顾部分英国前殖民地，其语义与政治内涵带有明显的暧昧性与含混性。再如，斯蒂芬·格林布拉特 (Stephen Greenblatt) 任总主编的《诺顿英国文学选读》(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第9版不仅收入传统意义上的英国作家，还将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 (Nadine Gordimer)、尼日利亚作家渥雷·索因卡 (Wole Soyinka)、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 (Alice Munro)、加勒比作家德里克·沃尔科特 (Derek Walcott) 等囊括在内。编者在新版序言中说，English Literature 作为民族国家文学的概念开始退隐，已经不再是单一民族国家的文学，而是变成了全球现象。在《牛津英国文学指南》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 中，玛格丽特·德拉布尔 (Margaret Drabble) 收录了很多 “外国作家” ，不是将他们放在各自所在国家的语境中，而是把他们纳入 “英国文学的语境中” ，声称自己是在 “坚守原则” (Drabble，2000)。不难看出，部分英美学者坚持使用 English Literature 这一术语，典型地反映了英美学界由来已久的英国文学中心主义学术倾向。

为了区分作为语种的 “英语文学” 与作为民族国家的 “英国文学” ，以避免产生歧义和学术争端，英美批评界也经常使用 Literature(s) in English，如《牛津20 世纪英语文学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 in English)、《劳德里奇英语文学史》(The Routledg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English)、《20世纪英语文学》(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in English)、《爱丁堡20世纪英语文学指南》(The Edinburgh Companion to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s in English) 等。“英语文学” 作为概念术语的兴起，表明英美学术界对世界英语文学崛起的正视与体认，是对 “英国文学中心主义” 或 “英美文学中心主义” 的克服与超越。当然，英美学界重绘世界英语文学地图的背后，仍然残留着欧美中心主义的西方意识形态和文学价值观。

此外，英语学术界还经常使用另一个专门以语种区分或分类的新术语，即Anglophone Literature (英语文学)。这一术语是指世界范围内的 “英语语系文学”。它与法语语系文学(Francophone Literature)、西语语系文学 (Hispanophone Literature)、日语语系文学 (Japanophone Literature) 等概念的提出，旨在以批判的眼光探讨后殖民文学与宗主国文学之间的语言和权力关系，试图以较为中性的色彩来摆脱民族、国家乃至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和束缚。此外，“英语小说” (Anglophone Fiction)、“英语诗歌” (Anglophone Poetry)、 “英语戏剧” (Anglophone Drama) 等术语也频繁出现。随着英语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兴起与繁荣发展，使用 Anglophone 一词的学术著作也越来越多。Anglophone Literature (英语文学) 一词虽然无法完全祛除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关联性或指涉痕迹，却不断形塑着 English Literature 一词的内涵与外延，已经成为英语学术界重要的专业术语和批评概念。

英语文学源于英伦三岛的英格兰，经历了从古英语文学 (Old English Literature)、中古英语文学 (Middle English Literature)、早期现代英语文学 (Early Modern English Literature) 到现代英语文学 (Modern English Literature) 的历史发展过程。古英语/中古英语文学是英国古代文学，也是英语文学的唯一源头。肖明翰指出：“英格兰民族语言文学经历了比其他任何欧洲主要的民族语言文学都更为漫长、更为艰难曲折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在古英语时期那400 年里，它是欧洲民族语言文学中孤独的早产儿，但它用了近800年的时间才最终在 14世纪后半叶大体成熟，基本上奠定了现代英语文学的传统。” (肖明翰，2009) 在英语文学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16—19世纪的英语文学实际上是英国文学，即英吉利民族国家文学或大英帝国文学。美国于18世纪独立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国家文学。美国19世纪文学虽然蔚为大观，但直至20世纪早期，美国文学仍然被视作英国文学的 “分支”，如美国批评家约翰·玛西 (John Macy) 在《美国文学的精神》 (The Spirit of American Literature) 一书中开篇声称：“美国文学是英国文学的一个 ‘分支’。” (转引自 Tawil，2018)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英语文学中，英国文学仍然是唯一的核心主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在政治、经济与军事上成为全球霸主，美国文学也强势崛起，在成就与影响力方面开始与英国文学平分秋色。因此，20世纪中叶，英语文学从最初属于英吉利民族国家文学，逐渐被视作英美两大西方国家的国族文学。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的英语文学也悄然兴起，澳、新、加英语文学、非洲英语文学、加勒比海英语文学、南亚英语文学等，也成为当代英语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英语文学已经从最初的国别文学开始演变为区域文学和全球文学。

如果梳理和考察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数据，大致可以看出20世纪以来英语文学的发展轨迹及其所产生的全球文化影响力。截至2020年10月，诺贝尔文学奖共有117 位获奖者，其中用英语进行创作的获得者共32人，占比27.3%。也就是说，四分之一以上的获奖者是英语文学创作者。从国别来看，英国与爱尔兰共14人，美国11人。英国与爱尔兰作家获奖时间分布相对均匀，从20世纪初一直延续到21世纪，其影响力持久而稳定。美国作家获奖时间集中在20世纪30—90年代，昭示其在 20 世纪中后期的崛起及其影响力的显著增强。此外，非英美国家的英语文学获奖者除了印度的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1913) 外，还有澳大利亚的帕特里克·怀特 (Patrick White，1973)、加拿大的门罗 (2013)、非洲的索因卡 (1986)、戈迪默 (1991) 与 J. M. 库切 (J. M. Coetzee，2003)、加勒比地区的沃尔科特 (1992)，获奖时间主要在20世纪下半叶。因此也可以说，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范围内的英语文学已经发展成为引人瞩目的全球文化现象。

英语文学既是 “全球文学” ，也是 “区域国别文学”。从区域国别的角度来看，英语文学可分为以下七类：(1) 英国、美国、爱尔兰英语文学；(2) 加拿大英语文学；(3) 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大洋洲英语文学；(4) 非洲英语文学；(5) 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地区英语文学；(6) 加勒比海英语文学；(7) 其他地区 (如新加坡等) 英语文学。从英语使用状况来看，英语文学还可以分为：(1) 英语起源地 (殖民宗主国) 即英国的英语文学；(2) 英语扩散地 (欧洲殖民者定居地) 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英语文学；(3) 双语地区 (英国前殖民地) 如非洲、南亚、新加坡等地的英语文学；(4) 混杂语地区 (英国前殖民地) 如加勒比海地区的英语文学。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英语文学可分为西方世界的英语文学与第三世界的英语文学 (即通常意义上的后殖民英语文学)。从发展趋势来看，英语文学会变得越来越区域化和多极化，其范围将远远超出其源头——英国文学，或主干之一——美国文学。换言之，作为国族文学的英国文学或美国文学，永远只是英语文学多极化中的一极。

有鉴于全球英语文学的兴起，很多英美大学的英文系已不再将学科领域局限于英国文学或英美文学，而是将知识传授对象与研究范围扩展至英语文学或世界文学，并在英语文学的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例如，剑桥大学英文系一直是英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国际重镇，但目前已是世界最大的文学研究中心之一，在英语文学 (Literature in English) 及相关学科研究方面，不仅具有深度和广度，其研究方法也具有 “无与伦比的多样性”。再如牛津大学英文系，除少部分学者研究英语史外，大多数学者主要从事包括英美文学在内的世界英语文学研究，其官方网站宣称，其英语文学研究已成为 “世界领先的研究领域”。

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大学堂章程》，“文学科” 下设的 “英国文学门” 是英文专业落户现代中国高校的肇始。当时英文专业的学科思路既受到日本近代文科大学的影响，又与英美两国创立不久的英文系颇为相似，基本将 “文学” 确定为英文专业的主导学习内容，奠定了国内早期英文专业的本质内容及其学科知识核心基础，对20世纪上半叶这一学科专业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 “美国文学” 作为民族国家文学在当时的影响力十分微弱，当时的英语文学基本等同于 “英国文学”。早期英文系也主要以 “英国文学” 作为基础，逐步建构起自己的专业知识体系。例如，“英国文学门” 的必修课程主要有英国近代文学史、英国史、拉丁语、声音学、教育学、中国文学等，选修课程主要有中国史、外国古代文学史、心理学、人类学等。不过，从课程设置上来看，当时的 “英国文学” 相当于广义上的英国 “文” 学，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 “英国文学” 并不相同。

民国时期，英文专业延续了清末以 “文学” 教育为核心的专业理念，“文学” 一词也完成了从古义向现代语义的交替递变。英文专业开始以狭义的 “英国文学” 作为主要学习和研究对象，同时也兼顾中国文学以及欧洲其他国家文学。例如，1913年 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将 “文科” 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四门，“文学门” 下设8类专业：国文学、梵文学、英文学、法文学、德文学、俄文学、意大利文学、言语学。“英文系” 开设的科目主要有：英国文学、英国文学史、英国史、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希腊文学史、罗马文学史、近世欧洲文学史、言语学概论、哲学概论、美学概论等。再如，1939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大学各学院分系必修及选修科目表》，其中规定英文专业开设的课程不仅包括英国文学，而且涵盖中外各国文学。其必修课主要有：英文散文选读及作文、英国文学史、英诗选读、英语语音学、小说选读、戏剧选读、分期英国文学研究、古代与近代欧洲名著选读、英国文学名家全集选读等。其选修课则包括：文学批评、法意德俄美等国文学、现代英美文学、专家研究、比较文学、文学概论等。

1949年之前，“国家标准” 对英文专业课程体系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这些规定形塑并决定了民国时期高校的学科建制与专业教学理念。当时国内众多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和其他 “国立大学”、各类教会大学、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以及不少地方院校，大多成立过 “外国文学系” 或 “英国文学系”。据统计，1949年秋季开学时，全国共有外语系科或独立外语专科学校60余所，其中设有外国文学 (包括英国文学) 的系科共41所 (付克，1986)。外国文学或英文系科主要以 “文学” 作为核心来设置课程体系，很少将英语技能训练作为主导教学内容。例如，在授课内容上，清华大学外文系主要有两大原则：“其一是研究西洋文学之全体，以求一贯制博通；其二是专治一国之语言文字及文学，而为局部之深造。” (吴宓，1998) 再如，南京中央大学外国文学系的课程设置方针为：“注重外国文学基本及实际之训练” “讲授外国文学之标准作品”  “研究各国文学及其民族思想之表现” (付克，1986)。又如，西南联大外国语文系将课程分为必修课与选修课，其中必修课基本都是英国文学与欧洲大陆文学，而选修课共有五大类别的文学课，分别为国别文学史 (英、法、德)、断代文学史、类型文学史和作品选读、作家和作品研究、文学理论，所开设的文学课程达60门之多。付克在《中国外语教育史》中指出，“旧大学英国文学系” 是 “典型的英美文学体系”，其 “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多与欧美一些大学类同，一般是重文学、轻语言，而在文学中尤重英国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 (付克，1986)。

20世纪上半叶，虽然 “英语文学” 作为一个概念术语也偶尔出现，但使用率极低。1949年之后，外语院系经历了从 “英文系” 到 “英语系” 的巨大转变，形成重语言、轻文学的新学科态势。二战后，美国文学在英语文学版图上强势崛起，“英美文学” 开始取代 “英国文学”，成为课程大纲中的科目名称与学术研究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冷战与中美意识形态对峙的背景下，“美国文学” 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国内学界曾一度使用 “美英文学” 的表述，“英语文学” 一词仍然很难见到。改革开放之后，尤其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语文学” 虽不时现身，但大多指的是 “英美文学”。1982年5月，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在昆明召开 “高校英语文学课程及教材讨论会”，着重讨论了 “英语文学教学大纲” ，认为 “英语文学课程在教育部所属重点院校应为必修课” ，但是只制定出了《英美文学史与英美文学选读教学大纲》。从实际情况来看，当时全国各大院校的 “英语文学课程” 基本上都是 “英美文学史及选读课程”。时至20世纪末，国内英文系这一知识领域基本被表述为 “英美文学” ，而不是 “英语文学”。2000年，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指出 “文学课程” 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和理解 “英语文学” 原著的能力，但所标明的授课内容主要是 “文学导论” “英国文学概况”  “美国文学概况” 与 “文学批评” (高等，2000)，其专业教学理念仍然是英美文学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

21世纪以来，大多数高校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专业知识内容之一主要是英美文学，而不是英语文学。英美文学与非英美国家的英语文学在课程设置上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或不对称性，让英语专业名称中的 “英语文学” 名不副实。2001年，王腊宝在《论英语文学研究的拓展》一文中较早指出：“在当今的西方文学批评界，英语文学一般被用来指称整个英语世界 (主要是英联邦国家) 的文学，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英语文学在中国向来被看作是等同于英国或英美两国文学的……” (王腊宝，2001) 近十年来，这一尴尬状况开始引起学界较多的关注，英语文学的学科范畴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例如，王守仁在《英语文学并非都在英美》一文中提出：“在当今英语文学框架内，英美以外的主要英语国家文学与英美文学具有继承与超越的关系，并已成为特色鲜明、成熟强壮的民族文学。大学的英语专业不妨开发建设一门课程，学生学完英美文学课程后，再学习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印度、南非等七个国家的文学。课程可以设计七个模块，选择最具代表性作家作品，以便学生从整体上把握当今世界的英语文学” (王守仁，2012)。

在中文语境中，从 “英美文学” 到 “英语文学” 的术语演变与概念成长的过程，也见证了一百多年来西方文化的 “东输” 与传播过程，其背后始终存在着中西政治意识形态与话语权力的博弈。因此，基于英语文学概念的发轫与成长，以及国内英语文学教育变迁的内在逻辑，英语界无疑需要辨别东西方政治与文化权力关系，警惕狭隘的英美文学中心主义及其学术弊端，同时秉持族裔、性别与民族平等的理念，对姓 “白” 、姓 “男” 的 “英美” 文学传统进行梳理和反思，对非英美国家的英语文学 “经典” 进行跨文化重构。此外，英语界还需要厘清和界定作为 “全球文学” 和 “区域国别文学” 的内涵，需要建构作为 “总体文学” 的英语文学，需要拓展中国视角或第三世界视角下的政治与文化批判。在国际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大背景下，对 “英语文学” 这一概念的重视与重新审视，将有助于促进中国学界对 “世界文学” 概念、世界文学秩序以及世界华文文学的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