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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间丨高峰：扫街的人，也会讲外国话
高峰，1956年生于北京，高中毕业先后做过下乡知青、食堂厨师、印刷工人。1978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后做儿科医生6年。1989年辞职经商，担任过外国公司驻华首席代表、民营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现已退休。
原题
扫街的人
1970年前后，北京的一条普通街道，每天凌晨三四点钟，人们都会听到一阵哗哗的铁轱辘的响动，街坊们知道，扫街人的小车又上路了。
马家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街巷，大概有一华里长，两侧生长出数不尽的小胡同，小胡同里面有数不尽的院落，院落里住着数不尽的人家。这些数不尽的人都要上外面的公共厕所，都要把垃圾倾倒在胡同口，所以这条街道很是不干净，保持卫生是扫街人理所当然的职责。
这条街上有两个扫街的人，赖伯伯和小唤。
赖伯伯以前阔过，北京大学毕业，曾在使领馆里给外国人当翻译，后来因为“在政治上迷失了方向”，被定义为帝国主义的汉奸小爬虫，丢了工作，在街道上接受监督改造。家里还有一个老妈，母子俩靠扫大街换来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
赖伯伯的脾气极好，脸上老挂着冬夏常青的笑，我们邻居十来年，没见他和任何人红过脸，最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您说得都对！”
在谋到扫街这个差使那天，赖伯伯走遍了院子里的每一家邻居，告诉大家：“我要去扫街了，每天会起来得很早，可能会吵到邻里们，先打个招呼，先道个歉。”
我还记得妈妈给赖伯伯宽心，“靠劳动给自个挣饭吃，挺好！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光荣！”赖伯伯频频点头笑着说：“对对对，您说得都对！”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一个曾经那么风光的读书人，用扫街的方式来为人民服务，要跨越怎样的心理落差，要忍受怎样的精神煎熬，要有多么的不容易！
即便是扫街，他也不能够包揽整个街道，还有和他分地盘的，这个人就是小唤。
小唤二十岁上下年纪，脑筋有些痴缓，矮矮胖胖的身体不大协调，像是中风后的病人，大字不识几个。兄弟姐妹一大堆，她是老大，又没个工作，在家里摇摇摆摆地很是让爸妈看着焦心。她人特别要强，绝不肯在家里白白啃老，出来扫街，勉强能挣出自己的嚼谷来。我们这些孩子都管她叫唤儿姐。
唤儿姐对我们极好，无论我们怎么调皮捣蛋她都乐呵呵地不会恼，我们组织“斗鸡”，搞得街道上羽毛翩翩尘土飞扬，她拿来扫把簸箕拾捯干净；我们上树“摞榆钱儿”，弄得树杈枝叶满地，她弯腰把它们一一归拢起来。扫街大概每月能挣十来块钱，在关饷的日子里，她会买上几块糖，既是犒劳自己，也会分发给路上遇见的我们。
唤儿姐不大喜欢赖伯伯，倒不是因为他是阶级敌人，而是赖伯伯分食了有可能属于她的地盘儿。唤儿姐长期以来就有一个扩张野心，要是能把整条胡同的地面儿统为己有，那她的报酬就可以增加一倍，多棒！可现在，她必须和一个壮年男子划地为界，说不定哪一天，姓赖的还会发动侵略战争呢？！
赖伯伯丝毫没有侵略的野心，确切说，他也不敢有。能得到这个扫大街的机会，他几乎对着领袖像喊过一千次万岁！像他这样既有出身问题又有现行罪过的人，政府肯给他一碗饭吃，他唯有兢兢业业地做小顺民。侵略别人，哪里敢？
赖伯伯是个文弱书生，扫大街这个苦力活对他绝对是个劳其筋骨的磨砺。他每天凌晨三四点起床，挥舞着大扫把一刻不歇地拼命，从而保证在天亮前扫干净所辖地段，让居民离家上班时享受清洁环境。赖奶奶知道那点儿活对儿子有多难，于是常常跟出来帮忙，她佝偻着身体，拿一个小条把扫地，她清楚自己帮不了儿子太多，但是哪怕是只扫一寸土地，也是当妈的尽了一份心力，她心疼儿子。
白天，赖伯伯并不歇息，稍有空闲，他就在线路上巡逻，只要是看到地上有一片纸屑，他都会弯腰捡拾起来，他负责的地段，是整个街道卫生最好的。
唤儿姐心里不踏实，相比起扫街模范赖伯伯，她做得确实不够好，她想要把竞争对手拉下马。于是，她设计出一系列的破坏活动。
她会偷偷地潜入赖伯伯的地盘，做污染环境的小动作，比如把纸屑炉灰撒到街上，也会在非规定的时间里倒垃圾，还会指示我们这些小弟兄配合着干。我看在姐弟情分上，也曾出手助力。
后来我的行为被妈妈发现了，她痛斥加责骂：“小唤是个坏女孩儿，不准你和她玩！你就这么没出息吗？给几句好话就当汉奸？！”
我一直听街道上的积极分子大妈说赖伯伯是汉奸，我帮着穷人打击汉奸，怎么反倒成了汉奸了？想不通是想不通，不过真的再不敢帮着唤儿姐耍小动作了，在我心里，妈妈的公信力是至高无上的。
小唤还没等到打败汉奸赖伯伯，就自己主动放弃了江山。她出嫁了。
唤儿姐嫁去了乡下，得知她要嫁人，我很是不明所以，“乡下农民娶这样一个残废人做老婆，图的什么？”我还记得妈妈的回答，“那个男人娶了妻，无论她是个怎么样的残缺，也算没有白来一世。”我是在好多年以后才真正明白这句话的，感觉挺沉重。
后来，唤儿姐回来过，闹着不想再回婆家，据说，她常常被丈夫打得遍体鳞伤，因为她生不出小孩儿来。可是，每次都被她的父母强行送回乡下，嫁出去的女儿，爸爸妈妈不想再要了，更重要的是也养不起这样一个闲人。唤儿姐最终被送走时，作为抗拒站在街上放声恸哭，那悲声传出去好远好远。
唤儿姐走后，她的工作岗位被一位爷爷接替了，爷爷姓王。
王爷爷六十岁上下，老两口加上一个儿子住在胡同的尽里头，挤在一间十平米的小屋子里，全家靠着儿子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日子过得挺难。
可王爷爷不是一般人，据说是毕业于黄埔军校，很有文化，还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解放前为国民党做事，后来被划归在历史反革命之列。自打我认识他，他就在街道上参加各种学习班被监视着。
神奇的是，他有一个了不得的小舅子，竟是我们军队里的大官，还是某届的中央委员。据说，当年小舅子和姐夫还是同窗，可是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一个投了共，一个跟了国，从此造就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王爷爷的儿子按理说是我们叔叔辈儿的，可我们这些孩子并不把他放在眼里，都对他直呼其名，喊他的小名——大哉，我至今都不知道那个“哉”字具体怎么写，那时只是觉得他那个名字不吉利，“灾”不也读那个音吗？
大哉在工厂里当工人，三十岁了还没有结婚，想想也是，家里穷得叮当响，还是个历史反革命的出身，哪个姑娘会嫁给他？那不但是瞎了眼，更是瞎了心呐！他是个受气包，胡同里随便哪个大人孩子都可以讥讽嘲笑他，他最大的反抗就是在被挤兑到了极致时，忍无可忍地回一句“我日你祖宗！”还压着嗓门儿磕磕巴巴的。大哉不屑得和任何人交往，他唯一的快乐就是闷头看书，什么书捧在手上都是宝贝。他很勤快，只要歇班儿，都会早早起来帮着爸爸扫街。
王奶奶是个很奇怪的人，她一边有个中央委员的亲弟弟，另一边有个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丈夫；她家里常常穷得连买棒子面的钱都没有，可她却爱喝酒，而且会贴身装着一个扁扁的锡酒壶，随时拿出来泯上一口。她身体很虚弱，却又喜欢出来逛街。王爷爷把扫大街的垃圾小车稍加改装，四个铁轮子做轱辘，上面固定一把椅子，于是一个轮椅组装成功了。
王奶奶坐在椅子上，手举一把蒲扇遮阳，还时不时地掏出锡壶来咂一口酒。王爷爷则在后面推着椅子努力行走，夫妻俩走在胡同里，绝对是一景儿。街道大妈们常常像看怪物一样看着，对他们的评价是：“骨子里还藏着国民党军官的腐败生活习性！”
这个画面在我脑海里停留了几十年挥之不去。我读了三国演义，感觉王奶奶像坐在木轮车上的诸葛亮；我有了虚荣心，感觉坐在垃圾车上逛街挺丢人的；我长大懂事，又明白了什么叫贫贱夫妻的相濡以沫。
做高官的弟弟并没有鄙弃姐姐、姐夫，在当了中央委员后还来探望过姐姐一家，让邻里们很是羡慕了一阵子——家有中央委员的亲戚，了不得！
就是这样的王爷爷，成了我们街道上的又一位扫街人。
王爷爷与赖伯伯这两位扫街人相处得很是和谐，他们不再划分出泾渭分明的地盘，而是并肩同行，一个人扫左边，另一个人就扫右边，一个人收垃圾，另一个人就推小车。那哗哗的扫地声，像是悠长的奏鸣曲，时急时缓，时高时低，彼此呼应着，有节奏地从凌晨响到天明。他们两人都吸烟，都用烟斗装烟丝，是那种掺过香精的劣质烟丝，可能是图便宜吧。两个人扫街累了，就蹲在一起装烟对火，还嘀嘀咕咕的有说有笑，好像无限享受这天亮前的时光。
时局稍有宽松，明白人知道念书了。赖伯伯收了一个学英语的学生，学生的爸爸是一个老红军，孩子有想法，立志自学英语成才，苦于没有老师，经人介绍拜在赖伯伯门下。学生每周都会来伯伯家几次，多是在晚上，赖伯伯悉心地指导他，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改写他的外文笔记，师生二人大声地念着英语。据说，这样的授课是在街道委员会报备过的，街道大妈必须批准，因为培养的是红色第二代，而且是分文不取。
后来，赖伯伯把王爷爷也发展成了老师，来的学生也是红色第二代。于是两个被政府监督的坏人成为了名正言顺的老师，辅导着老革命大干部的子女们。他们开始在街道上、院子里，公开的念外国书、讲外国话。
这时候我才知道，原来王爷爷的窝囊废儿子大哉也会讲外国话。
于是我们街道上有了这样的奇观，老中青三个人，一个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旧军官，一个是北京大学毕业的职业翻译，一个是长在新社会里的青年工人，他们穿得破破烂烂的，一边扫街，一边说着外国话。
叽里呱啦的外国话，伴着悉悉唰唰的扫地声，弥散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北京城黎明前的街巷里。
2023年4月16日
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