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令坦：毛泽东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毛泽东坚持把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历史和社会实际相结合，对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特点和规律作了总结性的理论概括，形成了符合中国社会历史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毛泽东史学思想。毛泽东史学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是被实践证明的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规律总结。学界对毛泽东史学思想的研究，大多聚焦其理论来源、主要内容和价值贡献等，对其形成发展历史尚缺少深入系统的梳理。需要强调的是，毛泽东研习历史不仅出于学术或个人兴趣，更是抱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理想，就他身处的时代环境而言，就是“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因此，只有结合近代中国的时代特征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才能准确揭示毛泽东史学思想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及其形成发展的轨迹脉络。本文把思想史和社会史相结合，将毛泽东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加以考察，进而总结贯穿其中的内在逻辑和思想内涵。

一、初步形成：从建党前后至长征结束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毛泽东史学思想是在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一）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

毛泽东自青少年时代就酷爱读史，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但他早年接受的是唯心主义历史观。“五四”前后，毛泽东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下，开始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认定“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1921年1月，毛泽东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彻底转变并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或清除与置换的过程，而是不同思想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地位调整。青年毛泽东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进程中，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开始接触到被吸纳为思想结构中的一个要素，进而在比较鉴别和实践检验中，逐渐上升为主导性要素，居于根本指导地位，成为认识和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决定着史学思想结构的发展方向和对不同历史文化的评价取舍。

成为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后，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和运用主要集中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因为“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作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我们布尔什维克总是努力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因为要对政策作科学的论证，这个要求是绝对必需的”。当时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还很弱小，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首先要弄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只有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才能准确划分中国社会各阶级，科学把握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因此，这一时期，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在《外力、军阀与革命》中，毛泽东分析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直截了当地指出“目前及最近将来中国必仍然是反动军阀的天下”，“从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看，中国现在是最便利于军阀统治的”。在《北京政变与商人》中，毛泽东初步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指出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是一个“宗法封建”的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和妥协双重属性，并指出历史研究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历史上许多的革命事业都可以做我们的参考或指导。我们的环境已经引导我们做历史的工作，我们不可再懈怠！”

尽管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中国历史和现实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还需进一步深化。例如，在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上，毛泽东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缺乏全面考察，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自的范畴尚不能作出明确区分。毛泽东在反思这一阶段对唯物史观的掌握情况时也说，“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可是这种了解是异常肤浅的，一点不深刻。”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还处于初步建立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占领的阵地还不多。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作品多是零碎的而不是系统的，导致毛泽东也无法全面系统、准确完整地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要义和理论精髓。

（二）初步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历史与现状

随着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中国共产党早期理论家开始系统介绍和研究历史唯物主义。1924年，李大钊出版我国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理论著作——《史学要论》。随后，《社会进化史》《现代社会学》等系统介绍唯物史观的著作纷纷面世，为毛泽东史学思想的继续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

为了革命形势的需要和批驳戴季陶主义，毛泽东于1925年12月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稍后发表姊妹篇《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在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一方面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的基本原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及政治态度作了系统细致的分析，另一方面运用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分析各阶级之间的利害关系，并区分了同一阶级之中的不同阶层。通过分析，毛泽东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权和性质、前途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科学回答了“左”、右倾机会主义分不清“敌友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这两篇文章奠定了毛泽东阶级分析理论的基础，是毛泽东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将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农民和农民运动问题上。

对农民问题的重视促使毛泽东对中国农民的历史和现实状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1926年3月，毛泽东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授课中，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系统批判了封建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抹杀乃至丑化农民群众的阶级偏见，高度肯定农民阶级的历史地位，特别指出国民大革命之前，中国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历次革命运动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完全未得三万万二千万之农民来帮助和拥护”。为指导农民运动，配合北伐，毛泽东组织编印一套《农民问题丛刊》，并为第一辑撰写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序言，指出：“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随着北伐节节胜利，湘、鄂、赣三省出现农村大革命的高潮，沉重打击了土豪劣绅等封建势力。此时，农民运动不仅遭到国民党右派和土豪劣绅的攻击诋毁，也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引起争论。对此，毛泽东亲自到湖南五县做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撰写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分析现实中国农民问题的集大成之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尽情讴歌大革命中的农民群众推翻乡村封建势力的革命行动和历史功绩，深刻批判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各种谬论，阐明农民斗争同中国革命成败的密切关系，让农民在“历史上”站了起来。不过在这一阶段，毛泽东“对于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

（三）历史研究与调查研究相结合，全面认识中国社会各阶级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和阶级分析方法，将宏观考察和微观剖析有机结合起来。其中，以1930年5月的寻乌调查规模最大、资料最详细、内容最丰富。通过此次调查，毛泽东对寻乌县的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等进行了全面、详细的剖析，“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至此，毛泽东才“对农村有正确的全面的了解”。农民问题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要顺利完成土地革命，最重要的就是解决乡村中的阶级划分和土地分配问题。阶级问题的关键是准确划分农村中的阶级成分，土地分配问题的关键是按照什么标准和原则来分配土地。针对根据地土改过程中一些问题，毛泽东于1933年发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根本标准，根据中国农村特有的真实情况，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方法运用于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村阶级关系的分析，把中国农村社会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五个阶级，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相结合的理论。

（四）第一阶段的主要成就

从建党前后到长征结束，是毛泽东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阶段。这一时期，毛泽东初步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义和精神实质，用以观察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实际，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作出具体的分析，奠定了统一战线理论的思想基础。具体而言，毛泽东史学思想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一定的突破和进展。

首先，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毛泽东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农村和城市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农业和工商业两种不同的经济体系，作了统一处理，将中国各阶级统一纳入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五大阶级序列中。他还在各阶级内划分出若干阶层，从而可以动态、立体地描绘阶层构成以及阶层流变情况，例如，他将小资产阶级又划分为自耕农、手工业主、小商人等几个阶层。毛泽东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关系，完全是从经济关系中来分析，在具体的阶级划分标准上，所依据的基础条件主要是四点：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在社会劳动中所起的作用，领得自己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毛泽东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目的是为革命寻找同盟军，“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在判断各阶级的政治态度时，毛泽东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则，通过对各阶级经济状况的科学分析，判断其政治态度，尤其是对革命的态度。

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农村复杂的阶级结构和多元化的阶级分层作出了科学分析。最终他根据土地、农具、资金和劳动力情况，把农村分为八个阶级和阶层：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作了进一步简化，将农村阶级分为四种，即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并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提出了明确的划分标准。有人认为这是当时最准确的农村阶级分析，精细程度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已有的实践。毛泽东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不是偶然的，“他从小生活在农村，后来又对农村有过广泛的调查研究，还读过大量的中国社会历史著作，对中国农民的问题和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有着深切的了解，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也十分熟悉。因而，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很快就具有深刻的正确的见解”。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呈现鲜明的中国特色。马克思的阶级学说强调阶级斗争和对立，但是中国革命的敌人——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过于强大，它们经常联合起来镇压革命。辛亥革命以来历次斗争失败的教训表明，单纯依靠任何一个被压迫阶级都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因此，毛泽东强调各受压迫阶级联合起来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毛泽东把中国资产阶级分成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指出前者是极端的反革命，后者对革命的态度动摇不定。这样，他就为党对资产阶级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强调经济基础决定阶级意识，意识不能超越阶级的范畴，毛泽东则赋予阶级意识更多的独立性和可变性，即随着社会革命形势和自身经济状况的不断变化，阶级意识可以超越阶级范畴而不断变化。由此可见，毛泽东一接触到阶级学说，就注意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其次，初步考察了中国封建社会。毛泽东指出中国封建政治的实质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皇帝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国家机关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是压迫农民阶级的工具。地主阶级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动用最残酷的刑罚镇压被剥削者的反抗。除了动用残酷的肉刑恐吓镇压外，地主阶级还利用家族政治工具——祠堂作为束缚农民的枷锁。毛泽东认为封建土地地主所有制导致土地兼并盛行，土地越来越集中，逼得农民不堪其苦，这是历次农民暴动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指出，封建文化是地主阶级的文化，主要内容是儒家文化。儒学之所以两千多年长盛不衰，受到统治阶级重视，“因为他所讲的都是尊君卑臣，有利君王的道理”。毛泽东还具体分析了封建教育的阶级属性，指出“封建教育，就是忠孝主义”。统治阶级怕人民起来造反，“于是设法施以忠孝的教育，使人民知所尊从，如事父如君是也”，其内容以儒家提倡的三纲五常为主。这是地主阶级实行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也是束缚农民的精神枷锁。毛泽东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武器对中国封建宗法制度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在封建统治之下，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政权、族权和神权三种权力支配。至于女子，除上述三种权力外，还受夫权支配。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毛泽东指出这四种权力“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他对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批判是极为深刻的，主张把反对封建政权和思想的斗争结合起来。

最后，初步认识了中国近代历史。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侵略是导致中国人民贫困的根本原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导致农民手工业者大量破产失业，而当时又没有大规模民族工业容纳他们。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但最终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联合绞杀。对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失败的原因，毛泽东认为，他们没有广大的联合战线，不明白政治的策略，同时“他们还没有主义和组织”。在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时，毛泽东着重强调半殖民地性，极少使用半封建的概念。1923年7月毛泽东第一次使用“半殖民地”概念，1925年12月提出“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1928年10月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毛泽东开始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结合的角度，论证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相统一的社会，从而使这个概念可以描述中国社会性质。

二、发展成熟：从延安时期至西柏坡时期

从长征结束到新中国成立是毛泽东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又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长征结束到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这个阶段毛泽东史学思想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矛盾、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总结中国革命规律；第二阶段，从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到《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即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史学思想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中共党史研究；第三阶段，从整风运动结束到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史学思想的发展主要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一）时代背景

毛泽东史学思想在这个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是有深刻时代背景的。

首先，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促使毛泽东将历史研究工作提高到空前重要的地位。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客观上可以让毛泽东站在更高处综观和统筹全局，系统进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使毛泽东意识到研究历史、总结历史规律事关革命最终成败。毛泽东告诫全党，之所以一些同志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犯机会主义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当时“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的现象，毛泽东大声疾呼：“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他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不仅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

其次，延安相对安定的环境，为毛泽东系统学习研究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和中国历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毛主席不到延安就没有机会读马列的书”，“战争时期连看到报纸也很困难，到了延安才能看到许多书，所以那时才能产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一系列著作”。初至延安，毛泽东就致电李克农：“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1943年，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我正在找其他唯物史观的书看，看后再送你。”延安期间，毛泽东认真研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进化简史》等几十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少是介绍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有些著作毛泽东反复研读，并做了大量的批注和笔记。

再次，毛泽东与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展开交流。抗战爆发后，范文澜、吕振羽、何干之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奔赴延安，与当地的历史研究者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多达上百人的强大史学研究团队。这些史学工作者以唯物史观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及普遍规律，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据不完全统计有600多种。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的面世为进一步丰富毛泽东史学思想提供了丰厚的理论资源和学术基础，许多研究结论都被毛泽东吸纳融入到自己的著作中。毛泽东还经常同史学工作者探讨史学问题，史学工作者也自觉地紧跟毛泽东的史学理论和有关历史问题的论断，作为自己进一步研究的指南。

（二）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革命理论是不能臆造出来的，它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生长出来的。”毛泽东史学思想的发展和完善总是以当下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历史和现实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1936年12月，毛泽东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科学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系统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在这里，关于中国革命战争规律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思想的论述浑然一体，水乳交融。加强对革命斗争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提炼出新理论，是毛泽东学习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着力点、着重点。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毛泽东运用“主要的矛盾”、“基本的矛盾”、“次要的矛盾”等概念，分析当时中国的社会矛盾。报告指出，自近代以来，中国“就是处在两种剧烈的基本的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矛盾分析的典范，是通过矛盾分析来把握中国基本国情的初步尝试。

为纠正党内错误思想路线，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这在当时被誉为“最好的中国化了的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提纲虽然也吸取了苏联20世纪30年代哲学教科书以及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积极成果，但它更主要的是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理论上的创新。在提纲的前半部分，毛泽东从社会实践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角度考察唯心论与唯物论产生的阶级根源，并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探讨了这两个相互对抗的哲学派别斗争和发展的历史。在《实践论》中，毛泽东从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考察了社会意识对社会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在《矛盾论》中，毛泽东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阶级斗争的角度，解释了“形而上学”和“唯物辩证”两种宇宙观在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和地位；运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理论，分析了自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以来，不同历史阶段不同阶级社会的阶级矛盾表现；运用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理论，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复杂变化。“两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无产阶级用以解决特殊的阶级矛盾的理论和政策”，标志着毛泽东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系统化、理论化，标志着他已经掌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认识人类历史的科学方法。

延安时期，毛泽东非常重视干部教育工作。1939年12月，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同志合作写了一本教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著作“既是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文献，同时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历史科学的光辉著作”。在这篇论著中，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理论解答，系统概括中华民族的特点和历史发展，深入分析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和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和主要矛盾，详细阐释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过程，首次准确科学完整地阐述“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和内涵，全面回顾了近百年来的革命运动史，集中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等基本问题。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述，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提供了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完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体系的构建。这部著作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光辉典范，是土地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成果的结晶，是毛泽东史学思想真正成熟的标志。它为科学地认识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的历史指明了方向，成为众多历史学家争相阅读研究学习的对象。吕思勉曾热情洋溢地评价道：“对于向来所谓封建、一统之世同异之点，分析得极为清楚。统治阶级的利害，与被统治者恒相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历史的一系列论述，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20世纪40年代的大发展，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撰写的有影响的历史著作先后出版，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经学史研究、何干之的民族史研究、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高潮。这些具有新特点的史学著作打破生搬硬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局面，根据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辩证地思考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进一步中国化、民族化。

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尖锐的历史环境下，为批判投降派妥协言论和驳斥顽固派的反共喧嚣，毛泽东于1940年2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一步阐明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发展规律，总结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五四”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论述了近代以来中国不同文化形态的本质特征，首次归纳总结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以及五四运动以来文化统一战线的历史，系统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形态学说。

（三）研究党史，开辟新的历史学学统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对历史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中共党史。虽然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但是，由于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全面总结，党员干部对党的历史上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还存在分歧，“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报告集中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学风。针对党内许多同志不认真研究历史，一些同志只会机械地、教条地理解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情况，毛泽东作了严厉批评：“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他要求全党同志“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要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9月至10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九月会议），毛泽东宣读了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段历史的十六个研究题目，“分别由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准备研究”。党的高级干部开始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

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整顿党的作风》）报告，重点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两种不良风气。他指出：“我们所要的理论家”，应该是“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他号召全党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

毛泽东不仅批评党内轻视历史研究的现象，更提出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正确方法论。1942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报告，这是第一篇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问题的专论，为中共党史研究指明了方向，突出了党史研究指导实践的功能。报告阐述了党史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立场和方法，提出了划分党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根据，并对党的三个阶段作了具体的论述和总结，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辛亥革命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作了具体分析和客观评价。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把握和娴熟运用，标志着共产党对自己的历史开始有了比较系统的理论认识。

1943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简要回顾了北伐战争、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三个不同时期的中国革命，并重申：“还要学党的历史，党的二十二年的历史都要学习，进行分析和研究”。从10月起，中共高级干部重新学习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其主要任务是在全党普遍整风的基础上，高级干部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党史，总结历史经验，弄清路线是非，特别是认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和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性，彻底统一全党思想认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作了一系列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报告，指导党的高级干部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经过半年的党史学习讨论，1944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的讲话。讲话指出，党历史上的反错误路线斗争，只注重批评个人，并没有认清错误路线背后的思想根源；讲话还强调，对历史问题要具体地分析，不要笼统地一概否定。1943年8月以后，中央领导层的整风重点转到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和路线问题。中共中央举行多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重读历史文件，讨论历史问题。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学习问题和时局问题的报告，对党的高级干部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作了总结。

经过长期的思考与研究，对毛泽东的党史思想作一个阶段性总结，便成为水到渠成的事。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党以后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整个起草工作历时一年之久，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前后数易其稿。最早的草案稿是以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为基础。毛泽东对其倾注了大量精力和心血。《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仅是一篇重要的政治文献，还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党的历史、总结规律和经验教训的历史文献，是毛泽东史学思想的重大成果。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高度重视中共党史研究工作，具有重大学理意义，其一，对党的历史给予恰当的历史定位。党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一个约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五千年文明古国不断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是领导受几千年封建统治和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党不断奋斗的历史，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作为党史的重要创造者、参与者、见证者，毛泽东对党的前途命运充满了高度历史自信。他满怀信心地说：“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思接千载、洞悉未来，毛泽东充分相信中国共产党创造的历史将会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巅峰，中华民族反阶级压迫史的巅峰，中华民族反外来侵略史的巅峰。中共党史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是一种卓越的存在，是中共党史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逻辑。

其二，以党史诠释体系和话语体系重塑中国历史叙事。历史叙事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阐述或书写。之前的历史叙事都是由剥削者压迫者构建的，为自己狭隘的利益辩护，充满着阶级偏见。近代以来，革命救国逐渐成为时代主旋律和最强音，学界也因之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革命史叙事体系，只不过这套体系以国民党为正统，强调国民党史即革命史。中国革命史叙事，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关系国共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作为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有责任和义务领导人民大众构建自己的历史叙事，反映真实历史。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成熟和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构建一套全新的革命史叙事模式已是迫在眉睫。正如毛泽东指出：“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今后的斗争有利益，对今后党和人民有利益”，“国民党致力国民革命凡五十年了，其中做了些好事，但做了更多的坏事，所以人民不喜欢它。我们做了好事，但也犯了些错误。现在的决议就是说这些问题，所以是关系于全国人民的”。从编辑党的历史文献，到组织全党学习党史，再到决议历史问题，其实就是毛泽东自觉构造党史诠释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举措。毛泽东从中共党史入手，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注入中共党史研究，最终形成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主线的系统完备的党史诠释体系和话语体系。毛泽东运用这套成熟完备的党史诠释体系和话语体系重构中国革命史、中国近代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叙事，开辟一个全新的历史学学统。这不仅为中国人民学习研究历史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要求。这是中共党史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理论逻辑。

（四）确定新中国的政权性质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1949年春夏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为了清晰回答中国将要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这个中心问题，毛泽东于1949年6月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该文在科学总结近百年来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确立了新中国国家性质和政权制度的理论根基。

面对扶蒋反共政策的失败，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叙述了自《望厦条约》签订以来的中美关系。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认为是“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连续为新华社撰写五篇社论，从唯物史观出发，“批评了对于中国革命的唯心主义的解释，对中国近代革命的发生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作了理论上的说明”，并总结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经验。这些评论彻底清算白皮书中“对华友谊论”、“否定革命论”、“西方催化论”等美化美国侵华历史、歪曲中国历史、诋毁中国共产党的谬论，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美中关系本质上是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关系，侵略和反侵略的关系；中国爆发革命不是因为人口增多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联合压榨所致；帝国主义列强传入所谓“先进文明”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促进中国社会发展进步，而是为了方便它们侵略和霸占中国，真正启发中国民众和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是马克思主义。

（五）第二阶段的主要成就

延安时期和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史学思想经多方面发展而达到成熟。他熟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中国历史和现实，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制定提供了历史依据和理论指导，丰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首先，深刻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揭示中国革命规律。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性质由封建社会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两对主要矛盾及其斗争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历史。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是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主要对象，“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主要任务。毛泽东指出，“中国近百年来一切人民斗争都遭到了失败或挫折”，是因为“没有一个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彻底的革命纲领，没有一个正确的领导者毫不动摇地始终如一地领导他们进行斗争”。毛泽东全面总结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和前途，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对中国近百年的国情和革命所进行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立分析，是毛泽东研究中国历史的伟大成果，它对推动中国革命胜利发挥的指导作用早已为历史所证明。

其次，奠定中共党史的研究基础和理论框架。毛泽东对如何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出开拓性贡献。一是明确研究对象，即“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党史研究的重点不是个别细节，而是路线和政策以及由此导致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二是明确研究目的，即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进而指导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避免重犯错误，同时有利于教育党内同志，加强党的建设。三是确立研究立场，即“应该以中国做中心”，“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四是对党史进行分期，毛泽东将党史分为四个时期——“北伐、苏维埃运动、中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内战”，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并分析了各阶段的党的路线问题以及经验教训。对于如何认识党在历史上犯过的错误，毛泽东指出，不应着重于追究个别同志的责任，而应着重于分析当时环境，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在这一原则的指引下，毛泽东对党的历史人物作出一分为二的评价，并没有因为个别同志曾经犯过严重错误而否定其功绩。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研究党史的大型历史文献集，首创以党的重要会议为节点，专题和时间相结合的文献汇编体例形式。

再次，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阐发和丰富。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社会前进的理论，毛泽东指出：“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就是社会的生产力”，“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就是社会的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结合，就是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的生产方式是一切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精神生活的基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的多寡不同，“人们就分裂成为不同的阶级，分裂成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并进一步指出：“事实上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国家发生以前，家庭是先发生的，原始共产社会末期氏族社会中的家长制，是后来国家形成的先驱”。对于阶级社会国家的本质，毛泽东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是暴力机关，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毛泽东非常强调军队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指出“所谓国家权力，首先就是军队的武力”，“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

中国革命在取得胜利之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革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把唯物史观的国家观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上的发展创新。从清末就有“国体”和“政体”问题的争论，几十年一直悬而未决，直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所谓国体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政体指的是国家政权的具体组织形式。国体和政体的关系是本质和形式的关系，国体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政体从属于国体，并且服从国体的要求。在概括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特质时，毛泽东指出，国体为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为民主集中制。人民民主专政是对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的结合，包括“民主制度”和“专政制度”两个辩证统一的方面。

复次，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科学方法论。毛泽东指出，“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才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史学研究工作。阶级分析法是毛泽东史学思想的根本方法。毛泽东认为研究历史一定要坚持和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来认识各种复杂社会历史现象中的阶级关系、阶级矛盾以及阶级斗争，进而总结历史发展进步的本质动因和客观规律。他还将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概括为“古今中外法”，并进一步解释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换言之，就是对所有历史研究对象作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毛泽东还认为分析综合法对历史研究也很重要，他将苏东坡研究宋朝的“八面受敌”法发展为“四面受敌”法，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个方面分别进行深入分析，再作综合研究，在分析到综合的辩证认识过程中完成对历史从部分到整体的认识。

三、继续深化：新中国成立后

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中国，中国历史从此进入新纪元，毛泽东史学思想也进入全面深入发展的新阶段。苏共二十大打破了长期以来人们对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迷信。此后，毛泽东史学思想的发展主要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丰富。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三十多年的奋斗史，给予毛泽东充分的历史自信和理论自信。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重要讲话。讲话把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概括了我国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系统地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根本问题。讲话重新考察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社会基本矛盾”这一科学概念，从本质上把握了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因。讲话还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状况，第一次明确提出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学说，并科学阐明了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原则和方法。这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巨著，推动历史唯物主义向前发展，为历史唯物主义宝库贡献了新的理论财富。

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组织胡绳等与他一起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边读边议的过程中，毛泽东“结合苏联四十二年的历史和现实，新中国十年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留下来的读书笔记，饱含着毛泽东独创性的理论成果，涉及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诸多学科。历史科学部分主要论述了如何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现和证明规律；如何用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来研究人类历史过程和社会现象；如何正确认识革命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的起因和作用；如何正确认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问题；历史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等等。但他同时也多次批判教科书中的理论观点，例如，“教科书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说得不对”。这反映出毛泽东独立思考，尝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的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史学思想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经验，以及在历史认识领域重塑人民大众的历史观。

首先，创立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揭示了历史进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并认为这是他们研究社会历史所得到的“总的结果”。但他们并没有进一步把这两对矛盾看作一个统一体，更没有使用“社会基本矛盾”这一概念，而是分别概括为两个基本范畴——“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毛泽东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作了新的概括，首次明确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概念，并认定一切社会基本矛盾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他说：“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同的是，他在肯定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的同时，特别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他指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解决所有制问题，确立新的生产关系，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曾作过原则性论述，但由于没有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经验，他们不可能作出详细论述和全面回答。十月革命后，列宁根据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经验，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非对抗性的矛盾，“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但未能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基本矛盾作出具体考察和明确论述。斯大林则“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就无法解释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些国家内部为什么发生剧烈冲突和震荡。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他依据矛盾普遍性原理，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后我国阶级情况和社会矛盾，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认为，社会基本矛盾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各种社会形态之中，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发展，全面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和根本动力。

其次，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人类社会中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早就有所阐明的思想，但他们都未能作出明确的、全面的阐释。正式提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的哲学概念，并把上述思想概括成为一种系统的学说，则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第一次完成的。他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他首先对人民和敌人这一对范畴作了辩证的历史考察，指出它们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并明确规定了一个正确划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科学标准。毛泽东认为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这两对矛盾可以相互转化。矛盾性质的不同决定处理方法的不同。对于敌我矛盾，毛泽东主张采用专政的方法解决，即孤立、分化、惩办和镇压；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则主张采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毛泽东还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处于突出的地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再次，丰富了阶级斗争理论。毛泽东认为，不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就讲不清楚历史，但如果只局限于阶级斗争而没有具体分析，“那就会把最生动的事实变成死板的公式”。因此，毛泽东并没有一概否定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他认为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是革命者，是先进者。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们就逐步转化为反动派、落后的阶级。列宁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毛泽东则进一步指出，反动阶级维持自己的统治主要依靠暴力，牧师式的欺骗只起辅助作用，两者互为补充。能否继续维持统治地位，主要看本阶级的实力地位。毛泽东强调：“搞实力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军队是阶级的实力”。在毛泽东看来，阶级斗争成败取决于本阶级的实力，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些失败主要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总归是要成功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证明，“革命没有不通过一些曲折的道路，也没有不遭受某些牺牲而能够取得胜利的”。而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并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

最后，创造性运用并发展了人民群众历史主体论。马克思主义学说创立以后，“把领袖看做唯一的历史创造者，而不把工人和农民放在眼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毛泽东指出：“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和决定力量，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毛泽东还把人民群众历史主体论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群众路线强调怎样争取、依靠、领导人民群众创造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决定了群众路线的提出，群众路线的实践证明了群众史观的正确。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范例，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成果。

四、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历史规律是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斗争中获取行动自由的客观基础。中国人民只有认识并且尊重历史规律，才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获得自由，认识得越深刻，获得的自由也就越多。毛泽东史学思想对科学把握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具有指导意义。

首先，毛泽东史学思想是党领导历史科学事业的原则指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同志始终充分地估计了历史学的重要意义，建国以来，很多重要的历史研究、历史著作的编纂和历史典籍的整理，都是在他的推动下开始的”。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长期霸占中国历史学领域的形形色色唯心史观才得到认真清理和批判，唯物史观最终取得指导地位。为繁荣中国历史学，毛泽东倡议成立专门的史学研究机构和学术期刊，组织各领域专家分工合作、分门别类地研究中国历史。针对历史问题的争论，他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各家各派就不同观点进行辩论，澄清了一个又一个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正是在他的引导下，许多进步历史学家创作了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新作品，谱写了新中国历史学的新篇章。历史和实践已充分证明，新中国历史科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是在毛泽东史学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毛泽东规划指导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原则、方法和理念，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或消失，对于新时代加强党对历史研究工作的领导，将我国历史科学事业推向新高峰，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借鉴。

其次，毛泽东史学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历史学的重要思想资源。从古代到近代，中国历史学被封建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思想垄断和控制。毛泽东不仅从学理上系统批判和清算了封建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思想，让中国历史学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而且构建了一整套科学的历史学体系。这套体系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各种复杂历史现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史学研究工作的基本原则，而且还构建了系统的历史学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本术语，并对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作出了研究和判断，是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历史学科学体系。翦伯赞感叹：“毛主席的著作有很多都是对于活的眼前的历史的总结。对于近代现代史上的许多带有关键性的问题，毛主席都作了天才的卓越的分析、概括和论断，这些著作不仅给我们研究近代现代史提供了钥匙，同时也对古代史的研究提供了钥匙。”新时代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必须继承毛泽东史学思想。

最后，毛泽东史学思想是批判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强大理论武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先后撰写五篇社论，批驳美国政府发表的“白皮书”里美化美国侵华史、歪曲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史的错误言论。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亲自指挥起草了一系列文章，与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毛泽东史学思想是科学的理论、实践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坚持毛泽东史学思想在历史领域的指导地位，学深悟透、融会贯通毛泽东史学思想的精髓，借鉴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经验，就能掌握强大的理论批判武器，并将其转变成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践力量，从而更好识别各种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批驳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谬论，让历史的天空更加昭昭朗朗。

（作者黄令坦，系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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