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里，学生告发老师的情形，近几年愈发地多见。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教师看来又有成为高危职业的趋势。

学生揭发老师上课时的言行，无论校方是否给予处分，对于教师这一方而言，都是巨大的伤害。这种伤害，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心理上的后遗症。可以说，此起彼伏的告密，正在撕裂大学里师生之间基本的信任关系。长此以往，今后的大学课堂，想必会成为上演各类权谋之术的场所。老师与学生之间相互猜忌，彼此疏离，由相亲相爱变成相斥相恨。

与此同时，在这样的规训之下，未来的大学课堂上，想必会出现更多循规蹈矩的老师，更多具有讨好型人格的学者。在专业知识的讲授中，完全回避价值判断的问题，在提升所谓的专业技能的名义之下，以培养“螺丝钉”为己任，培养出越来越多没有灵魂缺乏思考能力的专家。

认真想来颇为悲哀，我们的大学号称要加强博雅教育，实际上很可能是叶公好龙。博雅教育的核心要旨便在于，培养学生在美好与丑恶之间的价值判断力。然而，在我们这个社会，似乎并不需要具有独立判断力的公民。懂得无条件服从的“螺丝钉”，才是最被国家所需要的。因为只有“螺丝钉”，才最为好用，让放哪里就放哪里，习惯于用别人的脑袋来思考，从而能确保整台机器在统率之下高效而准确地运行。

以前我一直有些疑惑，为什么当前的高等教育中，博雅教育被职业教育打得一败涂地。如今想来，一切其实很顺利成章。在一个一切均服从于政治需要的社会里，博雅教育根本就不可能生根发芽，充其量也就是装点一下门面吧。说到底，博雅教育与“螺丝钉”精神是完全不相容的，而我们的国家，需要的只是“螺丝钉”。

回到告密的问题本身。作为教师，遇到告密的学生，我自然也是厌恶的。但是，当前的舆论，将谴责的焦点完全放在学生身上，一味痛斥告密的学生大逆不道，将告密主要视为个人品格的缺陷，却是我无法认同的。

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学子，即便再老于世故，又有多少人真正是大奸大恶之徒呢？大奸大恶，其实也是需要历练出来的，并非简单的校园生活所能成就。

当越来越多的学生沦为告密群体中的一员，将告密的原因单纯归咎于个人的道德或是品格，恐怕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而且也明显忽视了更为重要的社会性因素，忽视了告密现象顽疾难治的制度性根源。

就像对犯罪原因的解释一样，将犯罪原因归结于个人因素的个体主义视角，只能回答为什么有些个人比另一些个人更有可能犯罪的问题，却无法回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某些群体比另一些群体更有可能犯罪？为什么某些地方比另一些地方更可能滋生犯罪？正是基于此，犯罪学的社会学视角强调，有必要将关注点放在个人之外的社会环境上，包括社会的制度结构与社会的互动过程。

不同视角的关注点，对于如何减少犯罪的努力会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可想而知，如果认为犯罪的过错在于个人，那么，为了减少犯罪，就必须纠正个人身上存在的问题。反之，倘若认为犯罪的过错在于社会环境，那么，为了减少犯罪，就应当纠正社会环境中存在的问题。

与此相应，在告密原因的探究上，关注个体身上的原因固然重要，但更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与之前相比，学生告发老师在课堂上的言行变得越来越多？为什么与其他社会相比，这个社会有更多的人，会选择告密的方式对付他人？

对告密原因的探究，直接影响对问题解决方案的构想。如果认为告密是学生个人的道德问题，给出的方案就会是加强学德建设与个人伦理，包括出台新的《弟子规》等等。相反，如果认为告密是社会制度的原因所致，则势必需要反思与改变现有的社会制度。在制度未能做出改良之前，所谓的加强学德，就好比用创口贴来治疗癌症，其效果可想而知。

我并不认为，在告密的现象中，个人方面的原因不重要。学生见小利而忘大义，当然需要进行谴责。无论如何，这其中有个人责任的问题。至为邪恶的制度或是命令，也不足以全盘推卸个人应负的责任。

无论是纽伦堡审判还是东京审判，那些战犯被认定有罪，均因法庭认为其对所犯的反人类罪行负有个人责任。两德统一之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著名的边境卫兵案与国防部长官案中，肯定向翻越柏林墙逃往西德的受害者开枪的东德边境卫兵，以及允许边境卫兵开枪的东德国防部长官的刑事责任，其根据也在于此；即便根据此前的东德法律，这样的行为是合法的。

然而，更需要谴责的，无疑是有意无意诱使、纵容与支持学生告密的制度。若不是制度施以各式的利益诱惑，学生何至于出卖自己的老师？若不是制度会因告密而启动调查与处分被告发的老师，又怎么可能引发越来越多的告密行为？并且，若不是组织上为告密者保密，让告密者免除被公开的后顾之忧，心存恶念的学生又如何能走出关键的一步？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少高校的相关部门，在学生中或隐秘或公开地招募信息员，并许以各种各样的好处，包括升学、奖学金评定、出国、就业推荐以及其他有形无形的回报。毕竟是二十一世纪了。在资讯发达的网络时代，能够下决心出卖老师的学生，恐怕大多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倘若出卖无法得到预期的对价作为回报，而公开暴露的风险又比较大，实难相信，会有多少学生愿意走出那一步。

在我看来，在告密的问题上，将谴责的目标聚焦在学生身上，其实是在转移矛盾的重心。如果这种转移是有意为之，则实在是其心可诛。有意转移矛盾重心的做法，明显使用了社会心理的操控技术。

我曾经认为，心理学主要是训练人际交往中的情商的，故一直不太有兴趣做必要的了解。近来有所接触，才突然意识到，心理学其实是统治术的一部分。要想真正了解社会的运作，要想不受人惑，对心理学的知识，尤其是对社会心理学不可不懂。

想要减少乃至杜绝大学中的告密现象，显然不能只将矛头对准告密的学生，而必须从反思与改良现有的制度入手。以加强学德等作为解决方案，恐怕是开错了药方。 

人是一种社会动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结构与情境的控制。很多个人的困扰本质上都是社会结构性的。要洞悉这个时代到处弥漫的不安，我们必需反思，究竟是什么样的价值受到了威胁，而真正威胁它们的结构性矛盾又是什么。

所以，我虽然厌恶作为告密者的学生，但更厌恶纵容学生告密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