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

自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世界上系列国家先后以不同方式走上了现代化发展道路。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形态，中国现代化属于后发“外源型”，它在反映世界现代化普遍规律的同时，更具有东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独特逻辑。在“普遍规律”的意义上，中国现代化发展鲜明揭示了社会现代成长与政党政治有机嵌入的历史逻辑统一、政党政治与“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理念相互促进的时代走向；在“独特逻辑”的意义上，中国现代化进程内蕴的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价值取向，以马克思主义政党为核心领导力量，以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发展有力推进经济社会历史性进步为实践形态，深刻展现了中国现代化总体进程的本质特征。由此，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普遍规律”与“独特逻辑”相统一，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引导中国现代化发展，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面向未来宏阔的进步洪流中马克思主义政党立党宗旨和使命担当的价值表达和实践形态，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实践创造与社会进步的总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现代化“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运动过程，现代化深刻体现了人类自我解放的本质力量和主体性特征，从而决定了现代化的发生与发展成为社会进步与文明成长的必然趋势。作为现代化这一历史性运动的有机产物和重要成果之一，政党政治及其实践是现代国家建设与发展的现实性要素构成，深刻影响着现代社会进步的质量和发展方向，进而决定了政党政治实践必然成为现代国家体系化构造与运行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然而，与前现代自然经济条件下官僚、宦官、宗藩、后妃、外戚等集团组成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权力斗争的政治派系不同，政党政治与世界现代化展开的具体实际相适应，不仅经历了在民族国家生成、区域性实践、全球性扩展等若干历史阶段，而且形成了以不同制度性质为鲜明表达形态的诸种类型，核心差异在于是否以增进人民生存与发展质量为根本指向。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现代化进程，孕育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发展过程与制度形态，并经历20世纪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性实践，更对21世纪世界现代化发展产生了重大现实影响。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形成内在契合于中国现代化的政党政治价值系统，在现代化宏大的历史主题与现代化实践的历史主体互动中，有力地形塑了中国现代化的时代进程。

（一）社会现代化发展路向与政党政治的兴起

现代化既体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过程，也表达政党作为现代政治主导力量的产生及政党政治确立与展开的实践过程。现代化与政党政治互为因果、交互作用，特别是政党政治发展与社会现代化实践的价值互动与动态对接，成为近代以来组织人类社会生活、推动各国文明发展的重要形态。

1．政党政治：人类社会现代化创造的新型政治形态

在客观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及其制度生产导致现代阶级对立后，恩格斯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化造就大工业充分发展的后果“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一客观事实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毫无疑问，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政治表现。但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在创造前所未有的文明成果的同时，也使“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与资产阶级实行经济政治统治的“集体行动”一样，无产者的“阶级行动”同样需要通过自己的政党来实现组织化生存与斗争的现实诉求。正是由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自身发展与革命实践催生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活动，彻底改变了现代政治运行过程中资产阶级政党一统天下的政治力量格局，从此，在社会进化变迁不可抗拒的新陈代谢过程中，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蓬勃发展廓清了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崭新路径，进而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与实践质量。

伴随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政党之于现代政治的价值功能亦日益凸显，不仅成为“治理国家不可缺少的工具”，甚至成为“半国家机构”或“准国家机构”。政党组织并形塑国家政权，以此深度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实践有力展开的通则。然而，源于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与制度性质的差异，政党政治又形成了社会属性迥然不同、价值指向不可调和的诸多类型。于是，政党政治所具有的“公共治理属性”与“社会阶级属性”的互构与联结，进一步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党政治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政治主导作用。不仅如此，人类社会实现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彻底廓清了不同性质政党政治生成与发展的时代前提和历史使命，这成为科学分析现代化与政党政治形态分殊的重要实践基点。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指向的政党政治，发端于19世纪中期欧洲资本主义危机背景下的现代化转型和欧洲工人运动的国际化推进。它的时代性出场，绝非少数天才人物的主观创造，而是资本主义旧文明必然让位于社会主义新文明的现代化演进规律使然。

与资本主义政党政治形成鲜明对照，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是以马克思主义政党为领导核心，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指导，以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为首要目标，以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的政党政治。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体现为以争取国家政权和以建设新型社会制度为不同目标指向的两个发展阶段。而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则体现为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在国家制度层面和社会运行层面的系统性运作，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围绕自身发展和价值实现所形成的内外事务及其治理的统称，它涵盖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内部生活和外部活动两大领域，是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的有机统一，生动地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依托于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积极引导“社会革命”与不断实现“自我革命”的互动发展。

2．现代政治发展与政党政治的成长

在现代化的价值体系中，现代政治是经济现代化的上层建筑反映，并对经济现代化过程发挥着能动性的保障作用。以民主、自由、平等要素支持的价值理念和民主机制，是现代政治发展与进步的内在要求。现代政治形态的产生虽然最先出现在西方，但是这并不狭隘地等同于西方版本的现代政治形态或制度运行模式必然拥有普遍性，恰恰相反，广义的现代政治是人类自我解放的历史必然性体现，即体现的是人类自我解放的普遍性，也就是说，西方现代政治形态“只是这种历史必然的第一种表现形式，但绝不是唯一的形式”。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语境下，现代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以支持和保证人民实现当家作主为核心价值的实践过程。人的彻底解放与全面发展是其价值指向，以此为前提不断增强合法性、民主性、法治性，进而实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内在统一，是社会主义现代政治发展的显著特征。

现代政治发展孕育、滋养了政党政治并有赖于政党政治的引导与规制。“在现代政治中，政党是主导性的政治力量”，“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基本运作方式”。政党政治之于现代政治所具有的历史路标、制度绩效和运行秩序等现实内涵，体现的是由历史场景与历史主题赋予的政党职能及价值实现的合法性、民主性及法治性所标注的文明尺度，反映的是政党自身、政党与政党、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及政党对外交往所形成的关系体系所具有的民主品质。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过程语境下，执政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是政党政治体系中最基本的政治关系。由于政党与国家、社会关系的核心元素是党权、政权与民权，所以，政党政治关系主要是党权、政权、民权三者间的构造关系。以民权保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民主诉求，是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生命的决定性因素。通过发展党内民主、带动党际民主、推进国家民主从而实现社会民主，是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成长机理和价值归宿。

（二）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催生的政治成果

马克思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深刻表明，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是经济力的变革，“现代生产力的跳跃式增长不仅加速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同时也拓宽了发展的形式”。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相同性质与水平的生产力可与多种生产关系相结合，从而形成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不同的社会形态以及不同的理论与实践表达形态。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近代中国是被动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典型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是中国现代化发生的内部根源，而近代中国现代化发展逻辑的历史性转换，则促成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中国缘起。这鲜明地表现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刻危机以及现代化转型，是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在中国缘起的社会根源；辛亥革命的历史成就和西式政党政治在中国的失败，是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在中国缘起的历史契机；世界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深化发展，是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在中国缘起的逻辑前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在中国缘起的思想条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在中国缘起的决定性因素。总体来看，兴起于中国革命与民族解放进程中的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发展，根源于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对其核心价值的现实需求，发展于其核心价值的实践表达与理论认识的动态对接，集成于新的政治形态——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

1．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体系化构造

在生成性描述的意义上，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鲜明地体现为逻辑体系、价值体系、运行机制和绩效体系构成的理论建构系统和实践机制。

（1）逻辑体系涉及“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问题。“历史逻辑”揭示的是以夺取国家政权为价值指向、以确立先进社会制度为核心要义和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战略意图的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历史性演进，以及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形塑机理。“理论逻辑”反映的是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基本理论、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基于中国经验对世界政党政治理论发展贡献的理论提炼。“实践逻辑”反映的是由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理论基础、历史基础决定的实践基础，是由价值引领、主题主线、动力源泉、资源条件、战略安排和根本保障等要素组成的政治行动。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严整逻辑体系，鲜明地体现了“实践逻辑”建基于“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之上的逻辑闭合关系，一方面强调以中国现代化的时代诉求为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实践行动提供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强调以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理论诉求为中国现代化推进提供实践指引。

（2）价值体系涉及“本质”、“形态”和“职能”问题。“本质”揭示的是政党政治各要素间的必然联系以及由此决定的基本矛盾形态和实践形态，包括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形态生成的历史必然性、发展的现实必要性，以及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内容结构、制度安排和实践机制等方面所具有的引导性和塑造性等。“形态”包括理论、实践和制度三方面内容。即：理论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在政党政治实践中逐步形成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理论前提、理论基础、理论观点、理论结构以及理论方法的认知体系；实践形态是中国共产党把政党政治的一般原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基本原则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而开展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依归的政治过程；制度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在政党政治实践过程中逐步确立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的规范系统。“职能”揭示的是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应当具有的政治品质和政治技能，它既是政党实践价值的内容展开，也是政党具体活动的权限范围，还是政党发展绩效的评价依据。

（3）运行机制涉及“制度建设”、“制度运行”和“制度保障”问题。“制度建设”包括党内关系制度、党际关系制度、党政关系制度、党社关系制度以及政党对外关系制度的确立与完善，涉及制度存量和制度增量两个方面。“制度运行”涉及依规管党治党、依法治国理政、依制领导社会；开展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机制、参政议政机制、民主监督机制、合作共事机制；政党对外交往的平等对话与合作机制。“制度保障”既涉及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合理性，又涉及政党政治目标的坚定性、政党政治发展道路的正确性、政党政治理论创新的科学性以及政党政治制度体系、运行机制展开的效能性。

（4）绩效体系涉及“运行成本”问题。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除应具有民主、法治、廉洁等基本内涵外，还应具有“廉价”的特征。政党政治体系和政党政治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决定了实施绩效管理是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建设的一项具有长期性、持续性的战略议题。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绩效体系体现为三个基本维度：一是合理性，关注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发展规律；二是现实性，关注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自我护持、自我修复和自我完善的能力建设；三是效能性，关注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资源占用和资源产出的战略均衡。

2．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现代属性：学理认知与概念表达

在过程性描述的意义上，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在中国实践的历史表明，它以强烈的现代政治属性塑造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世界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中国经验。但是，从学理认知和概念表达的角度看，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学术化、学理化、学科化水平还较低，有丰富实践而缺相应理论范畴、概念表达的问题仍比较突出。同时，沿用本属于体制机制层面的“中国政党制度”概念，以表达中国政党政治具有广泛实践与丰富创新论域的重大问题，客观上制约了智力支持的有效回应和智库资政价值的深入开掘，也易造成国际话语交往中长期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了没人听的尴尬境地。这种状况迫切要求以高度的学术自觉和使命担当，积极主动开展中国政党政治论域的创新议题设置、与时俱进提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中国政党政治重大基础理论研究标识性概念，从而有效构建政党政治研究既体现中国特性又反映世界一般性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理论和实践逻辑都表明，政党政治与政党制度是政党政治科学中的不同概念。在本质属性上，前者是指由政党主导的现代政治类型，标识的是一种新型政治形态；后者则是关于这种新型政治形态中的政党地位、政党结构及政党活动规范的总称。在价值功能上，政党政治是政党制度的上位概念，回答的是政党政治产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现实必要性、基本内容及其本质等问题；政党制度则是政党政治的下位概念，回答的是政党政治的体制、机制问题。在发生时序上，先有政党的产生和政党政治运行，后有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完善，政党政治决定着政党制度的性质和内容。以上分析表明，以政党制度完全指代政党政治，必然遮蔽或忽视政党政治的“价值功能”，不仅约束了对既有民主实践成果的特定政治属性和价值追求的自主表达，也不利于在国际层面广泛的政治文明对话中增强自主话语的有效解释力。可见，确立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概念，是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造互动中切实强化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中国实践的建构力与解释力以及提升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的必然要求。

从学理建构与学术传播绩效角度来看，不自主表达就意味着被表达，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过程中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确立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概念，同样具有鲜明的前提性认知基础：第一，基于中国现代化新的实践经验对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中国实践的价值内涵予以时代性揭示，旨在构建既符合中国现代国家发展实践的政治实际、充分体现学术自主和理论自觉，又能够融通中外政党政治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的核心概念和解释框架。第二，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概念化表达，植根于中国现代化语境下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中国实践的“现实逻辑”，发轫于客观需求与主观供给之间的矛盾，即迫切需要从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中国实践的“现实逻辑”中提炼出“中国问题”，进而在解答“中国问题”中形成“中国概念”，是确立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概念的重要学术路径。第三，扎实定义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概念，既要揭示政党政治的本质属性，也要体现政党政治概念的工具性价值；既要反映政党政治的核心内容，也要标注政党政治的内容边界和价值指向。

基于上述理论与实践分析，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是中国共产党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围绕自身发展和价值实现而形成的相关事务及其治理，是由政党自身政治、政党与政党、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间的政治和政党外交诸多内容构成的政治认知体系和实践机制。在这里，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指导，以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为指向，以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的，是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本质属性和价值依归；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特征；以高质量的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和国家民主发展人民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生命源泉。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较之于西方国家政党政治在本质属性和运行机制上的根本区别和最大优势。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实践主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最具人类理论贡献和广泛世界影响的现代思想体系为根本保障，以不忘初心为价值引领，以党内关系、政党关系、党政关系、党群关系及政党对外交往为实践载体，在国家制度历史性变迁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发展机制重大转换的现代化进程中，积极回应夺取国家政权、确立先进社会制度、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价值诉求，创造性地开展了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政党政治实践。

（一）从革命斗争环境中党内关系的最初确立和全面建设，到执政条件下党内关系的自觉调适和创新实践，以党内关系科学化强化中国现代化的领导核心

在民主革命时期，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属性及其建立的国家政权与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矛盾对立性质，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人民当家作主新型国家的政治逻辑。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现代政党属性要求的前提下，积极开展服务于革命斗争需要的党内关系建设。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就确立以选举的方式产生党的领导机关，决定党内事务“均取决于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的党内民主原则。为促进党内关系健康发展，党进一步明确“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决定“设立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加强党内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主张以党章形式明确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强调党内生活中“实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指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并通过开展全党整风运动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在党的各级组织中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和健全党委制。

由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伊始，中国共产党就明确把反对“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的办法”作为改善党内关系的切入点，认为“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强调“只有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保证党的队伍的不可动摇的团结一致”；提出“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重大判断，进而要求按照党章的规定，建立党员与党的正确关系。但不久之后，党内意见分歧被看成是路线斗争表现，党内关系与阶级关系相提并论。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到极端程度，造成了严重影响。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内关系建设集中在扩大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权利，强化党章权威、增强法制观念，增强党的团结、维护党的权威，确立平等观念、消除家长制作风，以及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权等方面。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党内工作机制开始确立。党的十六大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这一重要命题，要求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关系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党内关系正常化。《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颁布，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行动指南和制度保障；“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明确了价值追求；强调党内民主是党内政治生活积极健康的重要基础，“要坚持和完善党内民主各项制度，提高党内民主质量”，鼓励和支持党员在党内监督中发挥积极作用。这说明，伴随领导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深入发展，新时代党内关系科学化水准达到了新的高度。

（二）从以服务于“国家统一”、“民族独立”斗争需要的政党关系实践，到以“领导”、“合作”和“协商”为特质的新型政党关系确立和发展，以政党关系科学化集聚中国现代化的主导力量

为实现民主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决定“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中共瓦窑堡会议制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以及全面抗战时期提出“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等政治主张，为革命战争条件下的“党际关系”注入了新内涵。1948年5月，各民主党派相继发表声明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标志政党关系的性质和职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中国共产党以一个政党的资格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其他各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共同纲领基础上忠诚合作，决定中国一切重要的问题，预示着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即将进入崭新时代。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共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原则处理政党关系，要求“在一切有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产党员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党的八大以决议形式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政党关系开始走向规范化。但“反右斗争”扩大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致使政党关系一度极端恶化。

改革开放后，基于各民主党派“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的事实判断，党的十二大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确定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的颁布，标志中国新型政党关系进入程序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发展阶段。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把中国政党关系纳入宪法规制之中。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的颁布，为新型政党关系健康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和基本依据。“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是新型政党关系最鲜明的特质。

当前，中国特色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政党协商的制度化建设为重点；以“形成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作为政党关系发展的价值指向；以政党制度的理论自觉提升新型政党关系的实践效能；以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为新型政党关系建设的目的；以政党自身建设质量推动政党关系现代化发展。在“凝心聚力”的价值引导下，崭新的政党制度模式、崭新的政党关系模式和崭新的执政方式，为中国现代化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坚实的政党制度保障。

（三）从在否定旧政权行动逻辑中萌生新型党政关系，到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价值目标的党政关系构建，以党政关系科学化完善中国现代化的政治体制

在中华苏维埃政权创建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注重构建新型党政关系，明确提出“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进而强调“党的领导地位和优势，是靠真理，靠政策的正确性，靠组织的有力量、党员的模范工作以及人民的拥护来实现的”。为解决党政军民关系中存在的各自为政、政权中党员干部对于党的领导闹独立性等现象，中央决定实行“党的领导的一元化”。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强调党中央集中领导的同时，指出“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是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动员群众联合各革命阶级，并使党与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实现党的领导的最好的组织形式。”

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发生、发展逻辑，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党政关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党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国家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党一定要加强对政权的领导”。同时我们党进一步指出：“党的方针、政策要组织实施，必须通过政府，党组织保证贯彻”。然而不久之后，党政关系就开始向以党代政的整体性演变。“文化大革命”中，“革命委员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造成党政关系被严重扭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鉴于实践中不同程度存在的党只管党、党政脱节，甚至出现削弱党的领导的严重问题，我们党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决不是削弱和淡化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作用只提政治领导不够，还应该有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党的十七大则强调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解决党的领导弱化为重点，以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推动，党政关系优化发展开启了新的探索。我们党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并要求通过“完善领导体制，改进领导方式，增强执政能力”，提高党的领导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

（四）从以开展民主革命为基点确立党群关系，到从执政党“最大政治”、“最大危险”的战略高度考量党群关系，以党群关系科学化巩固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在民主革命时期，基于自身发展和开展革命的需要，党强调“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经过群众路线”；同时，明确党的群众工作“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主张“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树立“群众是我们的老子”等观点，始终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新中国成立后，党主张“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在实践中，党明确提出确认群众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党进一步指出：“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然而，随着党内“左”倾思想的发展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导致党群关系陷于畸形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的现象，党要求高级干部要带头“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并把人民“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看作是衡量党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基于苏东剧变和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面临的严峻现实，党明确强调：“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是我们最大最重要的政治，”必须“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从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修复和巩固党群关系，强调“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因此，“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通过“建立健全促进党员、干部坚持为民务实清廉的长效机制”，恪守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五）从第三国际高度集权体制下的政党对外关系，到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定位的政党外交全面推进，以政党对外关系科学化拓展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空间

中国共产党是在第三国际帮助下成立的。党成立伊始就“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并作为第三国际的支部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的召开表明我们党同苏联和第三国际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抗战期间，中共邀请西方人士到陕甘宁地区访问，通过国际社会客观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面貌及其主张，使“那个时代最富有吸引力的革命者”交往形象在国际上得以树立。

新中国成立后，党在与苏联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注重“建立和发展与这些国家执政党的关系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重要内容和任务”。到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90多个共产党或工人党建立了友好交往关系。“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对外交往经历了严重挫折与艰难调整的过程。80年代初，我们党提出以“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为核心内容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党的十三大明确“四项原则”同样适用于同外国其他政党的关系。党的十七大后，党全面恢复和发展与各国工人阶级政党、民族主义政党的关系，特别是全面发展了与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政党的关系。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2017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与来自120多个国家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举行对话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党“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并提出“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的主张。2018年5月，中国共产党举办了由50个国家75个共产党及左翼政党的100余位领导人和代表参加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未来”专题会议。以讲好中国故事作为重点，通过多种形式展示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开放自信、心怀天下的现代大党形象，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鲜明特色。

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与中国现代化相互形塑、同构共生的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内在地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成长史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史。百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通过“根本性的价值定位”、“前提性的理论引导”、“主导性的制度支撑”、“目的性的价值牵引”以及“关键性的政治保障”等政治认知体系和实践机制，将党自身与中国现代化融为一体并发挥了统领性的主导作用。

（一）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基于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而产生，为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的价值实现而展开。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核心理念，为中国现代化提供科学的灵魂和道义的制高点

第一，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追求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是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马克思主义从诞生起，就把“人民”两个字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期撰文批判普鲁士《林木盗窃法》来为人民辩护。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公开表明“为最大多数人”是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和理论主张，强调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就是使“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就是人的“自主活动”的发展，就是“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而是通达“人类能力的发展”或“人类全部力量的发展”的社会形式。

第二，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现代化的集中体现与核心标识；政党政治是人类社会发展现代化的时代载体与核心驱动。因一定意义上人的解放与发展而产生、为推进人的解放与发展而存在，最终将因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而退出历史舞台，是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由来、使命与归宿的总根据。20世纪初期，由中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孕育，因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所呼唤，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郑重出场。它以最终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的特有指向昭告自身的历史使命；以特有的政治目标与活动方式改变着既有的社会政治结构；以彻底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障碍因素的特有价值为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了新的动力因素；以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的特有追求预示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

第三，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经历的否定旧政权、建立新国家、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并推进到历史发展新时代的创造性实践深刻表明，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人是生产力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和最活跃的因素；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是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历史性推进，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也将以新的内容和形式朝着高一级的发展阶段演进；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导性因素。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实践形态与上层建筑的关键内容，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源于最大多数人、为了最大多数人、依靠最大多数人的价值定位和道义制高点，集中标识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质量与发展方向。

（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理论，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前提性的理论引导

第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产生、发展与发挥作用的理论体系。它既属于无产阶级政党认识世界的政治哲学范畴，也属于无产阶级政党改造世界的政治科学范畴。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是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指导的政治创造。通过百年实践，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也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源于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实践创造的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化历史性活动中发挥关键作用。发挥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理论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性引导作用，关键在于增强它同中国人民命运、同中国现代化命运的内在逻辑关系认知的自觉。

第二，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理论与中国现代化实践经验是一个“互化”过程，即在理论指导与实事求是、思想解放与思想统一的循环往复中实现的。这一过程，实际上是由“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内在统一，“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融为一体，“本质统一性”与“形态多样性”辩证统一，“客观有需求”与“主观有能力”交互作用，“思想解放”与“思想统一”辩证发展，“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动态对接，以及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有机结合等内容构成，生动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理论发展机制和中国现代化实践推进机制的内在一致性。这既有赖于对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理论在人类文明发展价值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也有赖于对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理论在中国的成长条件及其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还有赖于根据中国现代化新的实践深刻把握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理论的价值与功能。

第三，21世纪的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但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实践的再版；学习借鉴国外政党治国理政经验，但不是西方国家政党政治实践的翻版。在国内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国际交往进入“新全球化”条件下建设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必然面临“实行什么样的政党政治，怎样实行政党政治”的实践课题。这需要中国共产党以更加深刻的理论自觉和政治自信，对党内关系、政党关系、党政关系、党群关系和政党对外交往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形成既体现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中国发展规定性与时代进步规定性，又蕴含人类现代文明具有普遍价值特征及自主塑造未来发展大趋势的若干支撑要素。

（三）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主体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制度化体现。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各政党关系的这一新的政治创造，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主导性的制度支撑

第一，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这一新型政党制度是由逻辑体系、价值体系、运行机制和绩效体系等内容构成的价值系统。逻辑体系涉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等项内容，反映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理论支持、历史基础与现实条件的内在统一性。价值体系涉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本质”、“形态”和“职能”等项内容，揭示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各要素间的必然联系，以及由此决定的基本矛盾和实践形态。运行机制涉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各项具体制度的建设、运行和保障问题，体现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制度体系与实践机制问题。绩效体系反映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运行中的“制度效能”问题，强调以较少的资源占用获得较多的资源产出，是政党制度科学化水平的重要体现。以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科学化支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化是中国文明进步的大逻辑。

第二，“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由该国国情、国家性质和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与阶级结构、政治与社会意识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产生的国情基础；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产生的文化基础；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产生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以及各民主党派的产生发展，是新型政党制度产生的组织基础；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在中国的确立及其所成就的世纪伟业，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发展完善的政治基础和社会条件。如果说，在20世纪初国人的基本认识是“非政党政治不可挽救中国”；到20世纪中叶，人民政权建立给出的基本回答是“非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不可发展中国”；那么，在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中国实践经历了近10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70年的今天，我们得出的历史结论就是：只有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三，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以独特的“利益代表”、“价值定位”和“运行机制”，在政党制度发展史上成就了新的政治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赋予这一新型制度形态“领导”、“合作”、“商量”三个价值内涵并统一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实践之中。“领导”表达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政治作用；“合作”体现的是各个政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政党关系；“商量”反映的是新型政党制度价值的实现方式，而这三个关键词共同发挥实践作用的实践场域就是中国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现代化而领导，其他各个政党为了中国现代化而合作。实现中国现代化不是口号，必须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价值导向，所以，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就成为获得中国现代化“最大公约数”的达成机制。可见，中国现代化既是“领导”、“合作”和“商量”的共同追求，也是“领导”、“合作”和“商量”的灵魂和生命所在。

（四）由党权、政权、民权构成的党内关系以及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是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基本关系。这一关系体系所揭示的民权“本源性”，为中国现代化提供目的性的价值牵引

第一，关于“政党是什么及其应当做什么的”问题，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政治学角度对政党本质加以论述，还是西方学者从社会学角度对政党功能予以说明，都涉及“政党与民主”这个重大命题。这反映了一个极为深刻的社会历史现象：任何进步的政党都天然地同民主相联系。“民主性是政党最主要的特性”，“政党的生命力就在于民主”。“为民主而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总品质和总职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职能的总性质和总要求。中国共产党提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就是基于政党与民主的深刻认识和历史经验而得出的规律性结论。

第二，“政党创造了民主”，但民主“需要通过负责任的政党来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性质及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从根本上决定了在由党权、政权、民权构成的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体系中，与党权、政权相比，民权则具有“本源”性。党权、政权由民权派生、是从属于和服务于民权的价值定位，构成了“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法理根据。把人民立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以及人民“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价值观的确立，从根本上决定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是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根本性质。

第三，民主既是中国现代化的推动力量，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价值指向。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发展党内民主，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以党内民主为带动”和“由社会民主所唤起”是民主发展的不同逻辑。这种由政党与社会互动而展开的民主政治建构，既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意志和行动逻辑，也取决于人民群众的权利自觉以及当家作主能力的成长。由确立民主理念、培育民主资源、健全民主体制、拓展民主渠道以及优化民主生态等内容构成的中国共产党民主意志和行动逻辑，对于体现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价值理性，回应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要求，具有目的性的牵引作用。

（五）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主导力量，建设现代化强国是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价值指向。把中国共产党建成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和世界上的强大政党，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关键性的政治保障

第一，“政党的命运取决于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是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指向，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使命型政党。强烈的历史主体意识、以天下为先的责任担当和一切为了大多数人的价值定位，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历史过程中天然地具有全面领导的价值诉求，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性结论。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主体坚强，最大的危险是中国共产党主体弱化。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坚强领导核心和世界上的强大政党，是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主体坚强的现代标识。在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的治理体系中，中国共产党治理是其他两大治理实践的必要前提。

第二，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主体价值的实然呈现与应然要求的统一，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管党治党提出了更高要求。共产党的先进性质不会一成不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也不会自然实现。不被自己争取来的权力打垮，防止政党权力变私有以捍卫其公共性，防止政党权力变权利以捍卫其工具性，防止政党权力变权术以捍卫其科学性，防止政党权力变专制以捍卫其民主性，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必须通过的“大考”。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的约束机制，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政治困顿，回应“党组织越是强大，它所追求的民主真谛就愈加不可得”的历史拷问。

第三，由“基础性”、“关键性”、“保障性”、“目的性”以及“方法性”能力构成的能力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治党管党、治国理政本领的系统化表达。基础性能力包括管党治党能力、多党合作能力、领导社会能力以及政党外交能力。关键性能力即围绕长期执政而形成的确立执政理念、明确执政任务、夯实执政基础、确定执政方略、健全执政体制、选择执政方式、培育执政资源和优化执政环境等方面能力的综合。保障性能力是由树立法治信仰、确立法治思维、养成法治习惯、遵从法治规则构成的依规管党治党和依法治国理政的统一。目的性能力即经由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实现人民民主的理论与制度的融汇。方法性能力是政党学习本领、创造本领和自我革命本领的综合体现。通过系统化的能力建设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同时全球化进程中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政党”，必然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关键性的政治保障。

现代化反映的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整体态势，并具有不同的价值指向和发展过程的阶段性特征。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区别在于，它以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以人类文明秩序存续和文明成果叠加支持的“世界历史”演进为内在机理，以正确总结和凝聚人类共同价值的现代化实践进步为基本特征。现代化催生政党政治、政党政治主导现代化的价值通则，决定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不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且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驱动系统；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成长水平有赖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质量，更离不开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价值引领与政治保障。

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价值载体与实践形态，由社会主义现代化唤起并为之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内在驱动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经由“量”的扩张与“质”的跃升，不断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历史性推进，以生产力革命和交往革命引起的生产力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由建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基础上的文明进步与“世界历史”互动规律所支配，由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所表征的现代化精髓所定义。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内在规定性是人的社会本质及其价值彰显，外在规定性是人类政治文明多样并存及其优胜劣汰。

近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性转型，内蕴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在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百年以来，中国现代化走过了不同历史场景，经历了各种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为救亡与革命历史洪流中的多元政治主体竞相发展、如何把握住现代化发展“中国之命运”，提供了历史检验的实践空间。无疑，这在本质上更是历史与人民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政治引导机制的重大选择过程。赫拉克利特认为，命运就是必然性。把握命运的必然性才是自由的，才能按照客观规律展开历史性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与中国之命运相一致并能顺向发展的关键，就在于从历史规律意义上真实且自由地引导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领导革命胜利的实践中，这集中体现为形成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中国化的科学成果——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性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呈现出相应的价值指向和实践内容，从而构成了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内在发展逻辑。中国现代化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及其为人类文明发展所提供的中国经验，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科学价值。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发展的一面旗帜和走向振兴的中流砥柱，进而担负着推动“世界历史”更加有序发展的历史责任。这就要求将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未来发展置于全球史背景中加以考量，以凝练“共同价值”的价值定位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担当，回应民族复兴与“世界历史”发展的新需求。

不言而喻，民族复兴与“世界历史”的双重背景与双重使命，内在地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这客观上要求在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坚强领导核心的同时，也必然要在政治实践逻辑的意义上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政党。这里讲的“内在决定”从应然角度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价值指向，而“客观要求”则在实然层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成长水平。面向中国现代化的未来征程，“内在决定”与“客观要求”所蕴含的历史规定性，正在通过致力于人的彻底解放与全面发展的价值融通，统一于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创造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中国特色的创造性贡献与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有机融合，不仅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尺度意义上将深刻影响中国与世界的现代化总进程，而且在人类现代政治文明进步视野中将因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开拓了现代化发展新境界而彪炳史册！

〔责任编辑：李　放〕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6期（P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