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防疫强国”建设做起，把我国建设成“卫生强国”
此次湖北疫情教训很大，考验了国家治理体系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方面的状态与能力；但是，凡事一弊一利，也孕育了很多重大的科技变革、体制变革。经调研，我国要建设卫生强国，应从建设防疫强国做起，应当把防疫强国的建设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首要地位。同时，有以下四个问题应当引起重视，建议在立法、修法上吸取教训，给予提高、改进。
认识问题。不宜简单认识“人传人”，应当提升认识到是“空气病毒人传人”的全国性高度。空气是地球独有的东西，经此教训我国不宜停留在巴黎气候公约的认识，而是应当提出“全球空气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提升。因此，有必要加强空气安全、病毒安全的立法，并将之提升到我国《国家安全法》有关“人民安全”的高度上，同时，要立法强调第一时间上报与公布“空气病毒人际传播”等传染病疫情是维护“生命安全”的首要责任。同时，“全球大气的安全监测”，事关环境学科的相关科技引领方向，我国应强化布局，着力解决。这个认识的问题若是解决、提升得好，还有利于打破国际上对中国的封闭与孤立，有利于夯实中国作为负责大国的和平崛起。 判断问题。“空气病毒人际传播”的安全威胁，是随着交通出行能力的提高而上升到全国性的。中国交通能力的提升带来变革，既提出了安全挑战，也影响着“封城”的判断。通过粗略的计算可以判断，以高铁、汽车、飞机等为主的当前出行能力，已经是17年前非典时期的6倍。高铁、飞机、汽车内部“空气消毒净化”的科技研发，是否能提升到“生物安全”的高度上？这是交通学科的交叉前沿课题，也是中国制造业必须迈过去的“坎儿”。交通强国建设，首先是交通安全强国的建设，其中，人口流动的判断与管控，就需要在既有《道路交通安全法》基础上加强统筹协调、总量监控、科学疏导、安全提效。 防控问题。防控“空气病毒人际传播”的安全威胁，是比核武器的安全威胁更广泛、更全面、更危及全民生命安全的国家安全重大问题，也是当今的全球性的安全威胁。新安全威胁，带来“新防控需求”。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在新冠病毒的识别技术上能否实现“可视化”？能否在口罩之外发明出新的主动性防护装备？能否从空气安全上研究还需要、还能够发明哪类技术产品？这也许为生命、航天、材料等学科带来全新的方向与课题。疫情防控的全新需求，是人类的长久需求，它为我国高科技制造业带来新的方向与挑战。另外，从体制上，我国有必要修订《传染病防治法》，新立《生命安全与传染病防治法》，定义“空气病毒人际传播”是“生命安全”的首要威胁并提升到最高等级，有必要将传染病的防控问题提升到“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高立法层面。 恢复问题。美国历次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最后总有“恢复能力”的专章。遍查中国当前255多部法律，中国灾后恢复能力的建设问题，在既有法律之中还强调得不够。灾后恢复重建问题，是科技、管理、人文、社科等相互交叉的全新领域。因此，有必要在中国既有《突发事件应对法》基础上，新增强调财政预留、物资储备、医疗保障、产能恢复、技术研发、心理疏导等条款，修订《突发事件应对法》、重立为《突发事件应对与恢复法》，科学地深化有关灾后恢复能力的体制落实与能力改进的立法修订。 以上的思考，可归为《建设防疫强国，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状态与能力的修法建议》，具体涉及到《国家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生命安全与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与恢复法》等法律的系统性修订，这是在中央政治局“依法抗疫”专题会议、全国人大和“两高”相继表态后，进行具体调研的结果；因此，有必要建议、提请全国人大针对我国抗“疫”实践，紧急增加相应的立法、修法计划。
作者：赵宏瑞，中国法学会WTO法研究会副会长，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知识产权与法律专委会副主任，民盟黑龙江省经济委员会主任，黑龙江省国家安全法学研究会会长，黑龙江省政协委员，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导；北大法律信息网签约作者。
责任编辑：郇雯倩
审核人员：张文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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