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员知法”（iura novit arbiter）：存在还是假说？
这个说法，源于“法官知法”（iura novit curia）。能否照搬诉讼，或是有所变化，两大法系，似乎已不乏实例。
法院，出于监督或保护仲裁，是否需要这个概念。
国际仲裁，基于自身特性，尤其是仲裁员的选择和“正当程序”（due process）要求，是否需要这个概念。
“争论尚未定论，仍在继续”。鲍女士的演讲，提供了新的视角。（译者按）
期待之余，我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同大家重新探讨这么一个问题：“仲裁员知法”（iura novit arbiter）——存在还是假说？换句话说，仲裁员知晓法律，是真实存在还是假说？当今仲裁界绝大多数的仲裁员都具备法律执业资格，看起来应该是真实存在。
然而，源于“法官知法”（iura novit curia）的“仲裁员知法”原则认为，仲裁员知晓法律，进而有权超越当事人诉诸仲裁的范围行事。[2]仲裁员可以基于自身对法律的理解来分析当事人呈现的事实，乃至忽略当事人的相关意见。[3]这个权力是当事人在选择仲裁地、准据法和仲裁庭时赋予仲裁员的。[4]
如此表述，可以肯定，如果不是大多数，至少很多仲裁业者，会提出质疑，如果不是一致反对的话。我坦白，我就被明确警告过，在普通法法域的听众面前说这个话题，可能要被质疑。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一原则一定程度上与我们所理解的正当程序截然相反——正当程序特别强调尊重当事人的听审权(right to be heard) 以及陈述其案的机会。事实上，“仲裁员知法”能否成立的问题，不时在撤销或执行裁决的程序中出现。
最近在Gol Linhas Aéreas v. MatlinPatterson Global Opportunities Partners案中就出现了。[5]开曼群岛上诉法院执行了一份判巴西一家航空公司获胜、金额达数百万美元的ICC裁决，尽管仲裁庭是基于当事人未曾主张的法律基础作出的裁决。[6]被申请人认为应当基于违反公共政策或缺乏正当程序拒绝执行裁决。在驳回其主张时，Rix法官认为，只有在造成“严重不当事件”（serious irregularity）并因此违反开曼群岛的公共政策时，基于“法官知法”的抗辩才能成立。[7]
Rix法官承认，普通法业者很难接受大陆法这一原则，他们通常会期待就新的法律点听取他们的意见。[8]但是，Rix法官指出，出于礼让，简单地无视“法官知法”原则是不可取的。[9]毕竟，巴西和其他几个大陆法国家都采纳了这一原则。事实上，巴西上诉法院已经维持了裁决。[10]此外，仲裁庭的两名成员都是在其各自的领域被高度认可、令人敬重的巴西律师。[11]出于尊重仲裁地法律，加上不存在“严重不当事件”或“严重不公”(substantial injustice)，法院执行了ICC裁决。[12]
此案凸显了“仲裁员知法”问题背后的关键对立。我在普通法法域从业，却时常遇到仲裁双方均来自大陆法法域的情况。因此，我也常常怀疑，对仲裁员在裁判过程应如何行事，当事人和仲裁员的看法可能不尽吻合。
在讨论对“仲裁员知法”原则的法律挑战前，我想就仲裁员是否知晓法律的事实假设及知晓法律是否是选择仲裁员的相关考量，分享我的一些想法。
众所周知，仲裁机构通常基于很多因素选定仲裁员，很难说哪些最重要。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仲裁员的法律执业资格是这类因素之一。理由是仲裁员的法律执业资格证明其知晓相应法域的法律。假设这是对的，结论自然应当是知晓相应法域的法律的仲裁员必定更适合于以相应法域的法律为准据法的争议。
有鉴于此，考察ICC2020年的统计，我们可以发现，在946起案件的当事人选择的法律中，英国法占13%（122起），其后是美国法，占11%（其中纽约州法最受欢迎，占了一半）（104起），瑞士法约为7%（66起），法国法大致为6%（56起），之后是巴西法，占4.4%（42起）。[13]
意料之中，仲裁员国籍的初步数据与准据法的数据非常吻合。仲裁员来自92个国家，其中英国公民占14.5%，美国公民占10%，瑞士公民9%，法国公民6.6%，巴西公民5.7%。[14]
假设仲裁员的国籍与其获取执业资格的法域相互关联，ICC的数据表明准据法的占比与仲裁员国籍的占比非常接近。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的委任统计同样显示了这种关联。[15]相反，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在委任仲裁员时似乎不太看重法律执业资格。[16]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取得新加坡法律执业资格越来越难，相应地，在适用新加坡法的争议中可供选择的持新加坡法律执业资格的人就少了。因此，SIAC在以新加坡法为准据法的案件中选任仲裁员时就不太关注仲裁员的法律执业资格。
仔细观察，选任仲裁员的现象似乎显示，持有准据法法域执业资格的仲裁员明显更受青睐，那结论自然是：仲裁员知晓法律，或说“仲裁员知法”的说法是真实存在。虽然，持有某一法域的执业资格，与是这一法域的法律专家，相去甚远。
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可以回到法律问题，即仲裁员能否根据“仲裁员知法”原则适用法律而不顾当事人的主张是什么。首先，我将讨论“仲裁员知法”原则的起源，并检验其据以存在的基础。其次，我将探讨如果没有任何立法或法院导向，这一原则还能否成立。最后，我会回答这次讲座的问题，即“仲裁员知法”——存在还是假说？不论答案如何，我都会给几个务实的建议，以确保律师和仲裁员彼此都能管理预期，不至出现意外。
“仲裁员知法”的发展历程
不妨从亚里士多德说起。他在《修辞学》（Rhetorics）中说：
亚里士多德强调了法官的最高权威及最终决定权。由此我们能够看出现代大陆法传统中的“法官知法”是如何产生的。事实上，法官是以纠问的方式，通过考量律师呈现的事实并适用其所知晓的法律来主持正义。[18]
在一国的民事诉讼程序中，用来类比的，是规定法院在查明外国法时所扮演的角色的相关程序法。与“法官知法”原则最为贴近的可能是德国。[19]在法院程序中，与“法官知法”相一致，德国法院理应知晓法律。不过，因为德国法官并不理应熟悉外国法，“法官知法”原则并不适用于外国法。《德国民事诉讼法》（the German Code of Civil Procedure）第293条因此允许法院就其不了解的外国法取证。[20]
因此，在德国，法院自发（sua sponte）查明外国法的权力被视为法院适用外国法的权力的自然推衍。[21]另外，针对这种情况，德国法强制规定了听审权，以避免任何意外。[22]毫不奇怪，其它国家，如植根德国法的韩国和日本，也采取了类似但并非完全一样的做法。[23]
另一种做法是授权法院最终查明外国法，但如果无法查明，就进而适用内国法。例如，1987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the 1987 Swiss Federal Act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第16条就规定，外国准据法的内容应当依职权（ex officio）查明。[24]法院虽然可以寻求当事人协助，但如果无法查明，即应适用瑞士法。[25]中国法[26]与法国法[27]采取了同样的做法。
有趣的是，普通法法域同样有类似的做法。在英国法下，外国法属事实，应由当事人证明。如果外国法的某一特定的方面缺乏足够的证据，除非能证明有相反的情况，法院会视外国法与英国法一致。[28]
美国法院总体的立场也是法院可以“自发提出法律问题，包括决定案件结果的问题。”[29]针对法院查明外国法的权力，《美国联邦民事诉讼法》（the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第44条规定，法院可以考量任何相关材料或来源，包括证言，不论是否为当事人提出，或可否根据《联邦证据规则》（the 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采纳。[30]法院的裁量权很广泛，包括拒绝未受挑战的专家证言[31]，乃至外国政府对其自身法律的阐述。[32]
反对在国际仲裁中采纳“法官知法”原则的理由很多。其中最重要且常常说到的是国际仲裁中不存在外国法。[33]法院要面对两套法律，即内国法与外国法，而国际仲裁的基础是当事人合意选择（如无合意，则由仲裁庭决定）的准据法和仲裁地法律（有时也是准据法）。
此外，法官是对国家负责的公众人物，且在多数情况下，肩负发展法律的责任。[34]相反，仲裁员的权力源自当事人的选择，即当事人创设的解决争议的框架，其中包括仲裁地、准据法以及任何他们想要的选择仲裁员的标准。[35]此外，在仲裁中，仲裁员的任务是根据当事人合意选择的准据法，作出公正的裁决，以解决他们之间的商事争议。[36]
“仲裁员知法”存在吗？
纵然有这些不同，尽管国际仲裁界很多人仍持续怀疑，“仲裁员知法”已经演进为不时在撤销或执行裁决程序中出现的一个固定的概念。事实上，有些法域已经将这一概念纳入其仲裁立法，或者已由其法院处理。在这方面，普通法和大陆法的差别已出人意料地变得无足轻重。[37]
较早将“法官知法”概念适用于仲裁的机构之一是瑞士最高法院。瑞士法院认为仲裁庭可以依职权（ex-officio）适用法律，不受当事人的主张的限制。[38]仅有的限制，是仲裁庭不能适用任何一方无法合理预期的法律条款或原则，以免出乎当事人意外。[39]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仲裁庭才有义务邀请当事人发表意见。[40]
其他采取类似做法的法域可能并未直接在法律中明示采纳“仲裁员知法”原则。例如，在德国仲裁法下，仲裁庭享有广泛的裁量权，可以按其认为合适的方式审理案件。但是，仲裁庭仍需遵守强制性规范，如当事人的听审权及仲裁庭不得越权裁判（ultra petita）。[41]在此前提下，仲裁庭可以适用未必为当事人所主张的法律概念，或作出未必为当事人所主张的解释。
《英国仲裁法》采用了原则上类似的做法，也印证了大陆法与普通法之间已不存在实质差别。[42]《英国仲裁法》第34条授予了仲裁庭广泛的权力——有权决定“任何程序或证据事项，包括仲裁庭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应当自主确定事实和法律”。[43]第34条也因此一直视为“《英国仲裁法》最重要的条款之一……实际上确立了‘纠问’的做法”。[44]英国法院已完全接受这一做法，认为仲裁员做出特定的结论，只要结论是法律上可能的观点，即便当事人未曾主张，也不构成仲裁庭越权（excess of jurisdiction）。[45]
跟随《英国仲裁法》，《香港仲裁条例》的起草者也偏离了本来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模板，而采纳了相同观点。[46]起草者认可了仲裁庭的“纠问”特权，明确允许仲裁庭“决定其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应当自主确定与仲裁程序相关的事实和法律”。[47]
《美国国际商事仲裁第三次重述》（the Restatement (Third)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同样论及仲裁庭的广泛的权力，包括自发查证法律。[48]当然，在这一领域，Bermann教授比我更有权威置评。
“仲裁员知法”是假说？
尽管不少法域认为“仲裁员知法”存在，很容易就予以采纳，或原则上采纳，仍有不少法域对这一问题明确保持沉默。在没有采纳这个概念的法域，我们是否就认为完全不存在，进而为仲裁员适用法律设定保守的边界？还是为促进国际仲裁体系的统一，我们应制定仲裁员应遵循的标准做法？
就仲裁员随其意愿裁决案件的自由，《纽约公约》和其他仲裁立法提供了指引。与此相关的概念，是当事人的听审权以及仲裁员避免越权的义务。这些概念可以在管辖法律的公共政策或《纽约公约》第五条第1款第（乙）、（丙）项中清楚地看到。[49]
就是说，即便没有“仲裁员知法”原则，当面对诸如基于《纽约公约》第五条第1款第（丙）项提出的正当程序挑战时，法院仍需要尊重仲裁员在当事人提交仲裁的范围内主持正义的广泛的裁量权。如美国联邦第九巡回法院所言：“在《纽约公约》下，我们审查的是裁决是否超出了[仲裁协议]的范围，而不是裁决是否超出了当事人的主张的范围。”[50]这一区分有益于理解仲裁员权力的完整边界，同时限缩拒绝执行裁决的理据。
在这方面，可以说后裁决机制（the post-award regime）决定了“仲裁员知法”原则的适用程度，也即监督法院以及执行法院能够为个案划出合适的界限。在最近的香港案件（X v. Y,[2020] HKCFR 2782）中，法院认定，针对当事人的主张和证据，仲裁员无义务逐个指出他觉得未被说服的每个方面。然而，如果是当事人从未涉及但在仲裁员的决定中起重要作用的事项，法院就认为要格外留意，以确保当事人有公平且充足的机会发表意见并予以处理。[51]结果，法院认为被申请人甚至未能享有合理的机会陈述其案，裁决因此未获执行。
此外，当事人的预期也能划定这类界限。在瑞典，“法官知法”仅适用于诉讼而非国际仲裁，瑞典之外的仲裁业者如果受其约束，可能会感到惊讶，但瑞典国内仲裁业者会认为理应如此。
由此而言，很容易得出的结论是：“仲裁员知法”事实上是一个虚构的假说，不出后裁决机制中监督法院或执行法院及当事人自身的预期可划定的范畴。事实上，甚至仲裁机构也能够限制仲裁庭自主查找法律的权力。[52]ICC的旨在查找可能导致撤销或者不予执行裁决的潜在事由的裁决审核程序，就是重要一例。
实践中的“仲裁员知法”
现在，是时候回答这个问题了：“仲裁员知法”：存在还是假说？我想说：完全无所谓。
由于仲裁制度已嵌设了大量的程序性检查，发源于“法官知法”的“仲裁员知法”，并非国际仲裁所必需的原则。然而，争论尚无定论，仍在继续，这个回答似乎并不令人满意。
那我们该如何继续讨论呢？
综合审视这个问题——“仲裁员知法”：存在还是假说，我想提供三个思路，希望能有助于重构这场讨论，而又无需将这个原则与国际仲裁体系完全统一。
首先，我们可以考察作出决定的过程。当下，决策心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有一些研究是专门针对仲裁员的。[53]Susan Franck教授近期的一项研究发现，仲裁员经常未经彻底思考就靠直觉凭印象作决定。[54]如Franck教授所述，仲裁员容易受认知错觉的影响。与其关注仲裁员是否应裁决争议，Franck教授建议不如将目标设定为关注结构和程序的改革，以降低出现错误的风险并增强程序的认受性。
在这方面，有两点与我们的讨论相关。第一点涉及锚定效应（anchoring）。这里涉及的是语义锚定——锚定于一些非数值的东西。在作决定的过程中，仲裁员可能会落入语义锚定。也即在处理外国准据法时，仲裁员自身的法律背景，可能会锚定其思维。鉴于总体的印象是仲裁员会靠直觉作决定，那就可能存在这样的风险：在适用与其习得的法律不同的准据法时，仲裁员可能最终会自动回到其自身的法律根基。
这项研究提到的另一个有趣之处，是发生裁判错误的概率。作为一个群体，仲裁员比法官更国际化，往往浸淫于至少两种如果不是多种法律传统，又会多种语言。习惯于这般多元，又长期接触不同的文化和法律，可能会促使仲裁员在处理与自身法律背景不同的法律时，更加认真和专注地考量，适用法律出错的概率就会因此降到最低。
其次，涉及仲裁员的选任。新加坡法院总结得很好：
其实，仲裁体系的设计已包含了“仲裁员知法”原则。如机构数据所示，当事人、仲裁员和机构同样都自然地偏好择类匹配，同时通过国籍来保证观感上的中立（这是另一个有缺陷的假设，不过不是我们今天讲座的主题）。其中一个因素便是仲裁员的法律执业资格。一些当事人可能会认为法律执业资格足够重要，应在仲裁协议中就规定。或者在仲裁机构指定仲裁员时，当事人也会提出这类要求。言下之意，是这样的仲裁员精通或至少熟悉准据法，因而能更好地适用法律。
事实上，这种匹配偏好已被香港法院默许为一项“例外”，仲裁员据此可以处理法律问题而无需给当事人发表意见的机会。引述Mustill和Boyd有关英国国际商事仲裁的论著作支持，香港上诉法庭在PacificChina (Holdings) Ltd v. Grand Pacific Holdings Ltd一案中认可一项“重要例外”，即“如果仲裁员因其在特定领域的特殊经验或知识而被选定，那就很清楚，仲裁员不仅可以，而且应当，运用其自身的经验和知识，而且不必征询当事人，没有与要处理的事项相关的证据为助也无妨。”[56]鉴于该案仲裁庭成员均在美国接受了法学教育或取得了在美国执业的许可，法院认为这些仲裁员能够“完美胜任”处理纽约法问题，无需当事人进一步提交意见，因此并未剥夺当事人陈述其案的机会。[57]
最后，是仲裁程序的管理。结合背景，仲裁庭可以预先排除在程序中乃至裁决后出现涉及“仲裁员知法”的问题。工作清单或问题单可能有助于思索解决这类案件的最合适的程序。第一，作为仲裁员，你需要反省自身的法律执业资格、文化和法律知识。你是否有任何值得反省的偏向？第二，仲裁庭其他成员有何种法律执业资格？第三，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法律背景是什么？当事人是否期望阐明法律立场，还是更可能只是提交证据而靠你来归纳准据法的内容？最后，仲裁地法律为何？准据法为何？可能的执行法院都在哪儿？法律是否明确包含“仲裁员知法”的概念？是否有任何特别的细微之处值得关注？
譬如，一位仲裁员，在A法域接受教育，在B法域取得执业资格，又在另一法域执业。就是否存在“仲裁员知法”原则可用，他会像瑞士或德国教授一样有强烈的倾向么？我想不会。不过，他们的共同点，会是对正当程序的珍视，甚或是一定程度的偏执。
反思这些问题可见，建立一个能够管控预期、避免产生意外的制度是关键。我想到了两个办法。一个是Gabrielle Kaufmann Kohler的很有启发的办法。她的PO1（1号程序令）模板就载明双方明确同意“仲裁员知法”原则赋予仲裁员的权力。[58]以明示条款载明，当事人不仅因此注意到这一原则，也基本同意了随其而来的仲裁员的权力。
第二个办法是直接向当事人提问，以确保仲裁庭对法律内容的所有询问，当事人都能作答。不过这个稍显老套的办法的难点在于时机的把握。通常，之前从未提及的法律问题只会在仲裁庭合议或起草裁决时才会浮现。有时候，可能是仲裁员准备不足，无法在程序中解决这类问题。事实上，有零星案例，仲裁庭因为后来遇到可能影响（也确实影响了）结果的问题，重启了已终结的仲裁程序。鉴于存在这种情况，仲裁庭根据程序时间表提早准备和合议，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受影响深远的仲裁社会学教科书《Dealing in Virtue》[59]启发而展开的最近的一项研究，同样强调了案件管理的重要性。同时，也观察到一种趋势：下一代仲裁员被视为“争议解决程序的管理者。”[60]这项研究的数据表明：“当事人看来十分重视[仲裁员的]管理能力……[以及他们]迅速、准确地识别关键问题（可以是也可以不是法律问题）的秉性。”[61]其总体的结论是：
小 结
希望这些想法有助于降低仲裁员“胡闹”地用出乎当事人意外的法律原则裁决案件的风险。
无论“仲裁员知法”是真实存在还是假说，由于正当程序要求无处不在，加上存在预防仲裁员越权的其它手段，实践中，这一理论难有必要，而且仅靠其自身，肯定也不可能抵御任何正当程序挑战，除非挑战本来就无法成立。实际上，不断发展的仲裁机制已提供了很多手段来尽量降低仲裁员超越其内在权限的可能性。没错，仲裁员知晓法律，而且可以查明法律。但是，缺少了正当程序，这一原则并不能够自立于国际仲裁。
感谢各位的耐心。
本文注释（请上下滑动参阅）
[2]Nigel Blackaby et al., Redfern & Hunter 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6th edn, OUP 2015) 5.73
[3]Christian P. Alberti & David M. Bigge, Ascertaining the Content of the Applicable Law and Iura Novit Tribunus: Approaches in Commercial and Investment Arbitration, Dispute Resolution Journal Vol. 70(2), 1, 2 (2015).
[4]同上，见第3段。
[5]GolLinhas Aéreas v MatlinPatterson Glob. Opportunities Partners (Cayman) II LP, ICC Case No. 15372/JRF, CICA No. 12 of 2019, (Cayman Is. Ct. App. Aug. 11, 2020) (Jus Mundi).
[6]同上，见第198段。
[7]同上，见第174段。在讨论开曼群岛的公共政策时，Rix法官强调，开曼的立场肯定是同《英国仲裁法》一致的，具体说来，即第68条规定的以“严重不当事件”为抗辩理由。同上。
[8]同上，见第180段。（“尽管如此，我承认普通法会倾向于邀请当事人就新的法律点展开辩论。若缺了这一环节，法庭很可能倾向于接受对裁决的监督挑战。我极认真和严肃地注意到这也是英国法和开曼法关切之处，我认为这一关切是有益和正当的。”）
[9]同上，见第172段。
[10]同上，见第48-54段。
[11]Rix法官称， “Martins和Tepedino两位先生都是十分杰出的巴西律师和仲裁员。前者同时是拉丁美洲仲裁协会商事委员会（the commercial committee of the Latin-American ArbitrationAssociation）的官员，后者则是一名民法教授及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法学院的前任院长。”同上，第14段。
[12]同上，见第1-198段。
[13]INT'L CHAMBER OF COM., ICC DISPUTE RESOLUTION2020 STATISTICS 17 (2020).
[14]同上，见第27段。
[15]HKIAC,Annual Report 2019, 9; see also HKIAC Releases Statistics for 2020(https://www.hkiac.org/news/hkiac-releases-statistics-2020).
[16]SIAC, Annual Report 2020, 19.
[17]DOV M. GABBAY ET AL., APPROACHES TO LEGALRATIONALITY 8 (2010).
[18]正如Chris Alberti所解释的，基础假设是，如果法院被赋予调查权而不必依赖当事人的意见，正义的实现会更加高效和完善。毕竟当事人的意见可能是不完整的、片面的，抑或是因为没有代理或代理能力差而不满足职业和法律的要求。See Christian P. Alberti, IuraNovit Curia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How Much Justice Do YouWant?,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aw: Synergy, Convergence and Evolution 3, 4 (Stefan M. Kroll, Loukas A. Mistelis, et al.eds., 2011).
[19]See Joanna Jemielniak & Stefanie Pfisterer, Iura Novit Arbiter Revisited: Towards a Harmonized Approach, 20 Unif. L. Rev.56, 63 (2015).
[20]Zivilprozessordnung[ZPO]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 293,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zpo/index.html (Ger.) (“在另一个国家适用的法律、习惯法和法规只有在法院不知晓时才需证明。在探求这些法律规则时，法院并不局限于当事人提交的文件证据；它也有权利用其他来源的资料，并为此目的发布所需的指令。”).
[21]Jemielniak & Pfisterer, 同附注19.
[22]《德国民事诉讼法》显示，法官如果想依赖一个非由当事人提起的法律论点，他就必须告知双方这个论点，并同他们讨论。同上，见第139页第2段。
[23]See Kazuaki Nishioka &Yuko Nishitani, Japanes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110 (Bloomsbury Publishing2021); Moonsook Kim, On the Korea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51 Japanese Y.B.INT'l L. 327, 331 (2008).
[24] BUNDESGESETZ UBER DASINTERNATIONALE PRIVATRECHT [IPRG] [FEDERAL ACT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Dec. 18, 1987, SR 291, art. 16 (Switz.).
[25]同上。
[26]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Laws Applicable to Foreign-RelatedCivil Relations (promulgated by the Standing Comm. Nat'l People's Cong., Oct.28, 2010, effective Apr. 1, 2011, art. 10, WIPO (China).
[27]Jemielniak & Pfisterer, supra note 19, at61.
[28]IranianOffshore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Co. v Dean Investment Holdings S.A.[2018] EWHC (Comm) 2759 (Eng.).
[29]Aaron Simowitz, Jura Novit Arbiter in the United States 32 (June 7, 2017) (unpublished manuscript) (on file with author) (quoting Bradley Scott Shannon, Some Concerns About Sua Sponte, 73 OhioState L.J. Furthermore 27, 27 (2012)).
[30]FED.R. CIV. P. 44.
[31]Est.of Botvin ex rel. Ellis v.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772 F. Supp. 2d 218, 228(D.D.C. 2011), cited in Jemielniak & Pfisterer, supra note 19, at 62.
[32]Animal Sci. Prod., Inc. v. Hebei Welcome Pharm. Co., 138 S. Ct. 1865 (2018).
[33]Julian D.M. Lew, Iura Novit Curiaand Due Process para. 8 (Queen Mary,University of London, School of Law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No. 72/20102010); Jemielniak & Pfisterer, supra note 19.
[34]Phillip Landolt, Arbitrators’ Initiatives to Obtain Factualand Legal Evidence, 28 173, 185 (2012); Jeffrey Maurice Waincymer,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d the Duty to Know the Law, 28 J. Int. Arbitr.201, 220 (2011).
[35]Filip De Ly, Mark W. Friedman, Luca G. Radicati Di Brozolo, L. G. Radicati di Brozolo Brozolo, M. Friedman, & ILAAssociation Committee, Ascertaining the Contents of the Applicable Law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Reportfor the Biennial Conference in Rio de Janeiro, August 2008 169 (2008).
[36]Landolt, supra note 34, at 186.
[37]Z.J. Jennifer Lai & Nathaniel J. Lai, Iura NovitCuria in Hong Kong Arbitration Law, inIura Novit Curia in InternationalArbitration 225 (Franco Ferrari & Giuditta Cordero-Moss eds., 2018).
[38]Daniela Páez-Salgado, From Iura Novit Curia to Zeno’s Paradox of Motion, Kluwer Arbitration Blog (Apr. 16, 2015),http://arbitrationblog.kluwerarbitration.com/2015/04/16/from-iura-novit-curia-to-zenos-paradox-of-motion/; see Westland Helicopters Ltd v.Arab Organization for Industrialization et al., CaseNo. 3879/AS of 1984, 23 I.L.M. 1071; Arab Organization for Industrialization and others v.Westland Helicopters Ltd., Swiss Federal Supreme Court (First CivilCourt), 19 July 1988, 80 ILR 652 (Switz.).
[39]Decisionof the Swiss Federal Supreme Court, 15 February 2010, 4A_464/2009, cons 4.1;Decision of the Swiss Federal Supreme Court, 3 August 2010, 4A_254/2010, cons3.1; Decision of the Swiss Federal Supreme Court, 9 June 2009, 4A 108/2009,cons 2.1; Decision of the Swiss Federal Supreme Court, 30 September 2003, DFT130 III 35, cons 5 and 6 cited in Jemielniak &Pfisterer, supra note 19, at 71.
[40]Tvornica Case (Judgment of April 15, 2015), First Civil Law Court, cited in Damien Geradin & Emilio Paolo Villano, Iura Novit Curia Stealing the Limelight (Again), Kluwer Arbitration Blog (Apr. 22, 2016),http://arbitrationblog.kluwerarbitration.com/2016/04/22/iura-novit-curia-stealing-the-limelight-again/.
[41]Decisionof the OLG Frankfurt (July 26, 2005); Decision of the OLG Stuttgart(Aug. 18, 2006), http://www.dis-arb.de, cited in Jemielniak &Pfisterer, supra note 19, at 71.
[42]OAO Northern Shipping Company v. Remolcaderos deMarin SL [2007] EWHC 1821 (Comm); Sanghi Polyesters Ltd. (India) v. TheInternational Investor (KCFC) (Kuwait)[2000] 1 Lloyd's Rep.480, 在本案中仲裁员引用了任何一方均未援引的18本教科书和法律资源，也没有给当事人机会评论。法院认为当事人没有遭受不公正，维持了裁决。
[43]ArbitrationAct 1996, c.23, § 34 (U.K.).
[44]Robert Merkin QC & Louis Flannery QC, Merkin and Flannery on the Arbitration Act 1996(6th edition ed. 2019).
[45]Societe Franco-TunisienneD'Armement-Tunis v. Government of Ceylon, [1959] 2Lloyd's Rep. 1 at 13.
[46]Lai & Lai, supra note 37.
[47]同上，第227页。
[48]Restatement(Third) U.S. Law of Int'l Comm. Arb. § 4.19 PFD (2019) (draft).
[49]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June 6, 1958, 21 U.S.T. 2517, 330 U.N.T.S. 38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50]Ministry of Def. v.Gould, Inc., 969 F.2d 764, 771(9th Cir. 1992).
[51]X v. Y, [2020] HKCFR2782 (H.K.).
[52]以2020年《伦敦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the 2020 LCIA Arbitration Rules）为例，其第22条第1款第（iii）项规定，仲裁庭享有的额外权力之一是“进行仲裁庭认为必要或权宜的询问，包括仲裁庭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应当自主识别相关事项并确定相关事实和适用于仲裁协议、仲裁及当事人争议实体部分的法律或法律规则”；另见《关于国际仲裁程序高效进行的规则》（the Rules on the Efficient Conduct of Proceedings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即《布拉格规则》），其第7条第1款与第2款（Rules 7.1 and 7.2）分别规定：“当事人有义务提出自己所援引的法律依据”以及“但是，如认为必要，仲裁庭可以适用当事人没有提出的法律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公共政策的规定。在这样的情况下，仲裁庭应当询问当事人对于其试图适用的法律条款的意见。仲裁庭也可以援引当事人没有提出的法律依据，如果它们与当事人提出的法律条款有关，并且当事人已经被给予机会去表达对于该等法律依据的意见。”
[53] Ula Cartwright-Finch, A Beautiful Mind: Applying Psychology to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Effectively (2015).
[54]Susan Franck et al., Inside the Arbitrator’s Mind, 66 Emory L. J. 1115(2017).
[55] TMM Division Maritima SA de CV v Pacific Richfield Marine Pte Ltd[2013] SGHC 186 [65] (Sing.), cited in Swee Yen Koh & Kenny Lau, The Incidence of Iura Novit Curia in Singapore Arbitration Law, in Iura Novit Curia in InternationalArbitration (Franco Ferrari & Giuditta Cordetti-Moss eds. 2018).
[56]Pacific China (Holdings) Ltd v. Grand PacificHoldings Ltd[2011] 4 HKLRD 188 (HKCFI) ¶ 143.
[57]同上，第144段。
[58]Georg von Segesser, Katherine Bell, & Schellenberg Wittmer, Arbitration in Switzerland: Non-Swiss Parties Should Be Aware of the Arbitrator’s Powers under the Swiss Principle of Jura Novit Curia, Kluwer Arbitration Blog (Sept. 15, 2015),http://arbitrationblog.kluwerarbitration.com/2015/09/15/arbitration-in-switzerland-non-swiss-parties-should-be-aware-of-the-arbitrators-powers-under-the-swiss-principle-of-jura-novit-curia/.
[59]Yves Dezaley & Bryant Garth, Dealing in Virtu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Transnational Legal Order(1996)
[60]Thomas Schultz & Robert Kovacs, The Rise of a Third Generation of Arbitrators?: Fifteen Years after Dezalay and Garth, 28 ARB. INT’L 161, 162 (2012).
[61]同上。
[62]Thomas Schultz & Robert Kovacs, The Rise of a Third Generation of Arbitrators?: Fifteen Years after Dezalay and Garth, 28 ARB. INT'L 161, 163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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