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在英国一度畅通无阻

19世纪中叶，由于常年对华贸易逆差，英国开始通过英属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出口鸦片，最终由于中国的禁烟政策而导致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是我们熟知的一部分历史。而中国人不太熟知的另一部分，则是鸦片在英国的泛滥远远早于1840年。本文回顾鸦片在英国从“药品”向“毒品”（两者在英文里都是drug）转变的过程。

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鸦片商人很早就意识到鸦片的成瘾性、致幻性，以及背后所能带来的巨额利润。他们是如何让这种产品在本国打开销售渠道的呢？

▶︎ 打通医疗渠道，建立直观体会

在19世纪初期，英国医生几乎毫不犹豫地将鸦片作为镇痛剂和麻醉剂使用，不仅在诊疗时使用，而且毫不顾忌地开给病人带回家。当然，鸦片本身有镇静效果，确实药效很好，但是，当时的医生丝毫不担心鸦片的成瘾性和致幻作用，不说一定拿了东印度公司的钱吧，也至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共犯。在大量人群接触过鸦片，听说过鸦片的功效后，“娱乐”用鸦片市场就基本培育起来了。

▶︎引入异国风情，塑造高端形象

既然不少人从医生那里接触过鸦片，理所当然，就会有人为了体验“娱乐”而希望抽鸦片。最早的鸦片馆往往内部装饰有来自东方的内饰，如土耳其和波斯的挂毯、中国的丝绸，以塑造神秘奢侈的高端形象，将鸦片作为奢侈品推销给上流社会。

▶︎ 借助文化人士，吹捧神秘体验

一些文化名人也纷纷出书，鼓吹自己吸食鸦片后的奇妙体验。比如Thomas De Quincey的《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一名英国鸦片吸食者的自白》，1821年）一书对吸食鸦片的“奇妙体验”大加溢美之词；又比如诗人Samuel Taylor Coleridge在吸食鸦片后写下“Kubla Khan" （《忽必烈》，1816年）一诗，被文学批评家称赞为风格大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创新。这些名人对鸦片的推波助澜，使得鸦片在全社会的接受程度进一步提高。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 开拓新的货源，降低进货成本

随着英国开始在土耳其引入鸦片种植，运输成本更低、来自土耳其的鸦片逐渐可以大规模供应英国本土市场，鸦片不再是上流社会独享的“好物”，一些坐落于港口区、唐人街、贫民区的鸦片馆也逐渐开设起来，鸦片不再是只有上流社会消费得起的奢侈品，而是工薪阶层勒紧裤腰带也可以吞云吐雾一番的享受。当然，如果普通工薪阶层控制不住成瘾了，那势必是要倾家荡产的。

英国吸食鸦片之普遍，虽然没有准确的吸食人数统计，但一方面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多有反映，如出版于1892年的《福尔摩斯探案集》里，福尔摩斯和华生就多次去乱糟糟的鸦片馆找人；另一方面当时的病历和医学报告显示，医生开鸦片治疗毫无禁忌，根本不担心成瘾性。

几十年后，英国议会和政府意识到成瘾问题的严重性，逐渐停发并削减鸦片馆牌照，但直到20世纪，英国才将鸦片限定为需要严格管控的药物，禁止娱乐性质的吸食。而在这100多年里，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鸦片商人拿出了多少钱游说、贿赂、宣传，又从中赚取了多少利润，那就是一段尘封已久、外人难以涉足的历史了。

这段简史为什么重要呢？那是因为，在所谓“大麻合法化”以及将来必然要出现的其他“轻危害毒品合法化”的言论和行为中，我们必然会看到上述过程的影子。别忘了马克思说的：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不可不警惕。

现在，各种毒品在美国这么泛滥，美国的医药共同体干净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