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青：群众路线与使命型政党的成功之道

2021.3

作者简介：

李海青（1978—），男，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参考文献及注释请参见本刊原文。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作为百年大党，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与执政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绝非偶然。当然，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可以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进行概括，既可以专注其战略制胜之道，也可以探究其战术执行之策。本文不拟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因素的剖析，而是要聚焦党的群众路线这一大的战略问题做一论述。群众路线是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尽管围绕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以及党群关系有诸多精辟深刻论述，但并没有在理论上形成一个涵括基本观点与根本方法在内的较为系统的内容架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经过艰辛探索与理论总结，最终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的群众路线，并将这一路线上升到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的高度。

　　党的文献中，关于群众路线最为集中、最为经典的论述主要见于如下三处。一是194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的精辟概括：“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二是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对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的进一步阐述：“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三是1945年5月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党的群众路线的专门论述：“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所谓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一起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从以上经典论述可以看出，群众路线实际上是要通过一套比较系统化的运作机制来有效建构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良性互动关系和有效运作机制是把握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生命线与根本工作路线的两个关键点。

一、“一切为了群众”与党民之间的道义性心理契约

　　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致力于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政党，孙中山的政党实践就早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战争年代与中国共产党并肩奋斗的各个民主党派也都怀有救国济民之志，但是，只有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追求，成为中华民族实现命运转折的中流砥柱。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条以科学思想为指导、以组织力量来保障、以党员先锋来引领、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有一个巨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科学的世界观作为基础。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揭示了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揭示了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指出了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此过程中所应肩负的历史使命，勾勒了未来理想社会中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图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则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而作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科学的世界观与彻底的人民立场，基于对历史必然规律的理解与认同，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价值情怀深深根植于内心、体现于行动，显得尤其强烈。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理论逻辑，共产党的存在就是要实现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这是共产党的存在依据与存在价值，是共产党出生的合法证明，也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党像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样明确地将最广大人民群众置于心中最高位置，以实现人民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为初心与使命，具有这样鲜明的人民性。在此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

　　中国共产党这样一种人民情怀与使命担当是以有效的组织机制来保障的。众所周知，在世界所有政党类型中，马克思主义政党本来就是以组织性与纪律性而著称的。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更是极为强调组织体系的严密、组织纪律的严格、组织作风的严谨、组织机构的健全，强调党的思想一致必须用组织统一来巩固。任何一个社会成员加入党的组织，首先是因为自觉认同党的理论、信仰党的主义，为党的初心所激励、为党的使命所鼓舞，而一旦加入党组织，这种认同与信仰就同时带有了很强的外在组织约束的一面。政党成员如果违背自己的入党誓言，背叛自己的信仰，就要视情况之严重程度受到相应的惩处。就此而言，入党就是与党组织签订一种契约，成为党员就意味着必须服从党章的规定、遵守党的纪律、听从党的指挥、践行党的初心、承担党的使命，入党宣誓本身就是签约仪式，而入党誓词与党章的相关规定则是契约的内容。党员个体与党组织之间的这种契约可以称之为使命型契约，因为契约的订立与内容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党所承担的使命。通过这种契约的订立，订约的个体实现了身份的转化，开始受到组织的有效规范与约束。原来只是作为个体价值追求的信仰与情怀，现在不再是纯个体的事情了，而是被纳入组织共同的事业，而这种组织化大大增强了个体的力量，使个体的价值追求有了强大可靠的组织保障。

　　初心的实现与使命的担当并非易事，必须充分发挥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让人民监督、受人民评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这就需要党员作出巨大的付出甚至牺牲。有初心易、守初心难，知使命易、行使命难，难就难在践行初心使命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挑战，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考验，非意志强大、信念坚定、勇于付出、敢于牺牲者不能有效应对、长期坚持。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无数革命先烈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信守了自己入党时的承诺。“我们党从最初起，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而建立的，我们一切党员的一切牺牲、努力和斗争，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为了别的。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光荣和最值得骄傲的地方。……我们要在一切党员和一切人员中，提高自觉性，使我们一切党员和一切人员都在高度自觉的基础上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这样一种一切为了群众的立场情怀，这样一种心底无私天地宽的高远境界，这样一种先锋模范作用的充分发挥，这样一种巨大的付出与牺牲，表明党与人民之间存在着一种具有深厚价值底蕴的伦理关系——生死伦理：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成员，共产党人为人民利益而生，是谓生的伟大，为人民利益而死，是谓死的光荣。正是在死亡这一具有悲剧意义的特定场景中，共产党人实现了人生的最大价值：个体的牺牲顺应天道、符合规律、博济苍生、死得其所，肉体生命的消失换来了精神层面与价值层面的永生，个体的精神生命与价值生命融入了宇宙、汇入了历史、化入了大我，与天地合一，与大我同在，得以不朽！也正是因为这种宣教、引领、付出乃至牺牲，党的领导与执政才会逐渐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认同与坚定拥护，才会唤起广大民众共同奋斗，党与人民之间才会逐渐达成一种内在的、无形的、道义性的心理契约：党引领、付出、牺牲在前，期待广大民众认同；民众感受、认同、支持在后，自觉拥护党的领导，两方面彼此期待、相互呼应、心理相契、情感相和、良性互动、长期稳固。所谓骨肉亲情、鱼水深情，所谓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其实就是这种心理契约的形象说法。这种心理契约虽无一般契约那种明文的外在形式规定，但其扎根内心，更为持久牢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强大正当性基础。只有从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特质出发，从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群众的价值理念出发，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这种不同于西方选举型政党的独特正当性基础。在此意义上，群众路线的提出与践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正当性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奠基性意义。

二、“一切依靠群众”与党的力量之源

　　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代表人民，但是这种代表决不能脱离人民，而是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必须与人民达成有效的互动、形成整体的合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它揭示了为以往的唯心史观所忽视的人民群众的活动及其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生气勃勃的人民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唯心史观将人民群众视为历史发展的被动力量，唯物史观则将人民群众视为历史发展的真正主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有效践行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始终强调依靠群众，唤起人民的力量。

　　在党的历史上，这种对人民力量的唤起是通过多种途径进行的：一是通过思想启蒙，即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党的大政方针通过宣传、教育为广大群众所认知、理解、接受、认同、践行，激发民众的主体意识、自觉观念、积极性和能动性。二是通过对群众切身利益的实现与维护，使人民认识到党是自身利益的最佳代表，认识到在党的领导下通过自己的奋斗可以有效改善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权利与幸福。这种现实利益的获取，对于唤起民众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三是通过对群众的有效组织，使其凝聚成一个整体。传统社会中，民众的力量之所以难以从根本上持续调动激发，其原子化的分散状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法国小农比作一个个马铃薯，放在一个袋子里看似一个整体，打开来看其实还是一个个分散孤立的、无有机联系的个体。而中国共产党成功的一个关键，就在于彻底改变了传统社会中民众的无组织化或低组织化状态，实现了民众的高度组织化。“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还有什么与此相反的方针没有呢？有的。那就是缺乏群众观点，不依靠群众，不组织群众，不注意把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工厂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我们的同志学会了组织群众的劳动……发动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加上旁的各项本领，我们就一定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一定可以协同全国人民，把一个新国家建立起来。”历史和实践证明，将原子化的广大群众有效组织起来，是进行伟大斗争、夺取伟大胜利的关键之点，实现民族独立如此，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亦是如此。四是通过在政策与制度上对民众的赋权实现其主体地位，保障其主体性的有效发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我们党在这方面可以说既有成功经验，也有深刻教训。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党特别强调在政策与制度上有效实现、保障民众各方面的自主权利，这也是中国奇迹诞生的奥秘所在。通过以上四种途径，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广大民众的成功唤起，真正调动激发了人民群众的自主性、积极性和能动性，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克服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在新时代，我们党要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篇章，有效应对各种重大风险挑战，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仍然必须深深扎根人民之中，汲取、依靠人民之伟力。

三、“从群众中来”与党政策制定的科学性

　　如果说为党领导的正当性奠定基础凸显的是群众路线的价值维度，作为党的力量之源凸显的是群众路线的功能维度，那么依靠群众制定政策、确保政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凸显的则是群众路线的方法维度。依靠群众，一切从群众中来，对于今天的政策制定来说似乎已成老生常谈，其实则不然。一切从群众中来的理念在历史上的形成有其深刻的针对性，在今天仍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就历史而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党之所以会逐步形成并高度强调群众路线，很大一个原因就是针对政策制定中存在的主观主义。“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

　　主观主义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机械执行上级的任务指示，脱离具体实际尤其是民众具体的利益、意见与诉求。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到底怎样进行革命与建设，除了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以及苏联的某些经验做法，其他几乎全靠中国共产党自己的艰辛探索。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缺乏经验，在思想观念上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不容置疑的真理体系而对其基本观点与具体判断难做区分，很容易犯将其教条化的错误。确实，在没有经历严重挫折、缺乏深入反思的情况下，要驱除头脑中那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难度是非常大的。尽管有些党的领袖如李大钊、瞿秋白等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初，就认识到必须将之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但这种认识一开始是极为原则化的，并不深刻，也不可能有效指出较为实际的结合路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教条主义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危机倒逼思想解放，惨痛的教训迫使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渐打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矛盾论》《实践论》《改造我们的学习》等名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写就的。反对本本主义就是要回归现实生活本身，强调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最终是为了把握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强调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最终是为了落脚于中国自身的实践需要，改造我们的学习就是要树立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论是回归现实生活也好，把握中国的特殊国情与具体实践也好，还是有的放矢、实事求是也好，核心的意思都是要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而要做到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就要深入实践、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问需于民、问情于民、问计于民。“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调查研究。”“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当然，对于政策制定而言，尽可能全面系统地把握群众的诉求、观点只是一个基础，在此基础上还有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提升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决策者的理论素养尤其是对事物的规律性认识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从群众中来的决策大方向是正确的、应予牢牢坚持的。可以说，正是从群众中来的群众路线把政策制定的出发点由本本、条条、框框转到广大民众的所想所感所需所知，使政策制定牢牢扎根于现实实践的沃土之中。也正是因为群众路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大作用，其才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教条主义除了对经典观点的教条化，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上级命令教条化的机械执行，或者说唯上。“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怎么纠正这种机械执行的教条主义呢？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通过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了解民众的具体观点与生动诉求，并以此为基点实施政策。

　　除了本本主义或教条主义，主观主义还表现为经验主义。我们党历史上的经验主义，一是表现为对苏联某些经验做法的照抄照搬，二是表现为对自身某一阶段经验做法在后续阶段的机械搬用。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革命模式还是建设模式都对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只有此一先例可以借鉴的条件下，对苏联经验的神圣化在一个时期内几乎是无法避免的，这种情况下制定的政策之效果也是可想而知的。毛泽东在革命年代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中国成立以后又强调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很大程度上都是针对带有神圣光环的苏联革命与建设模式而言的。对自身历史上某些经验做法的僵化搬用，是经验主义的另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做法总是具有强烈的首因效应，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正是这种首因效应与深刻印象使得后来遇到问题时总是无意识地向过去寻求帮助。比如，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某些做法就可以看到过去革命战争年代一些做法的深深印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创造、积累了大量科学的工作方法、经验，形成了我党各种光荣传统和作风。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的宝贵财富和巨大优势，但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如果我们忽视对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的研究，盲目地照搬以往的经验或传统，那么，优势也会转化成包袱，传统就会变成框框，经验也会转化为经验主义。……反右派运动中对形势的估计、采取的方法及运动之后得出的结论，都带有明显的照搬以往对敌斗争经验的痕迹。而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则是以经验主义的方法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次尝试。从供给制到军事化，从思想文教战线上的‘拔白旗、插红旗’到工农业生产的大兵团作战，从‘政社合一’到‘革命的不平衡’，等等。革命战争时期的做法和经验，几乎是不加变动地被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主义在空前范围内表现为最典型的形式。”在以上两种情况下，他者经验、自己经验都变成了经验主义。那么，经验主义又如何打破呢？答案就是：在教训挫折的基础上被广大民众的实践诉求与新鲜的实践经验打破，新的实践诉求与新的实践经验最终会将僵化为模式与主义的旧经验祛魅，使其重新回归日常经验的平凡地位。这是因为，广大人民群众普遍的内在诉求最终是难以遏制的，这种巨大的源自现实实践的能量必将摧毁那种强制性的经验主义做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从群众中来的群众路线就成为经验主义最有效的对症之药。

　　综合而言，不论是本本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需要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最终通过现实实践，通过群众诉求的表达与群众力量的推动来打破。只有立基于现实实践，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知民情、晓民意、汇民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有可能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政策，从而避免政策制定上的主观主义错误。以上分析充分说明了群众路线在政策制定中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也说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从群众中来的群众路线很大程度上是内在相关的，从群众中来是做到实事求是的根本途径，而实事求是的思维与路线则是贯彻群众路线的思想保证。

　　就当今而言，政策制定仍要牢牢秉持群众路线。一方面，只要制定政策，总会面临一个打破主观主义的问题。作为我们党根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囿于主观认识或理论本身的局限，我们可能在一定历史时段实现了对某个观点或某些观点的思想解放，但在新的发展阶段仍需要实现对另一个或另一些观点的思想解放。与此同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也容易把一个时期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予以固化以应对以后，这种做法可以理解，也较为常见，但这其中也包含着经验主义的危险。就此而言，思想解放永无止境，经验主义的破除永无止境，依靠群众活力、智慧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也永无止境，群众路线具有长久而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民众的主体意识、能力水平、知识素质不断提升，这使得在政策制定中践行群众路线具有了更为现代化的主体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反复强调新时代坚持群众路线的重大意义，并指导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

四、“到群众中去”与党政策实施的有效性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不仅在于能够科学地制定政策，也在于能够有效地实施政策。就群众路线而言，从群众中来针对的是政策的制定，到群众中去针对的则是政策的实施。对于政策的有效实施，群众路线一是着眼于解决群众的现实利益问题，二是强调细致扎实的群众思想工作，三是通过群众的实践检验推动政策的调适和进一步科学化。

　　政策的实施最终是为了解决群众的利益问题，而对群众最直接、最现实、最具体利益的关注则是基础。只有这样，政策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也才能有效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与热情，使其认同并服从党的领导。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对于这一点认知极为深刻，有着相当多的明确论述。“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针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邓小平也多次强调，人民是看实际的，一定要使人民得到实惠，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从切身经验中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值得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解决好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民生问题，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群众路线的实施如果不同群众的具体利益与现实诉求相联系，既违背群众路线之价值理念，也会从根本上影响相关政策实施的效果。

　　政策的实施在很多情况下还必须辅以耐心细致的群众思想工作。这是因为，党的政策是党员干部在综合群众各方面意见与诉求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对事物本质与规律的认识，加以提炼与加工而制定的，这样制定出来的政策已经不同于群众杂多的意见，不仅代表着群众具体的、现实的、直接的利益，而且往往代表着群众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但群众囿于自身地位与眼界，更多是认识到自己眼前的具体利益，对自己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则认识不清或认识不到，既如此，其就会对党的政策难以完全理解，甚至程度不同地有所抵触。特别是在政策要求其牺牲具体利益、现实利益、直接利益而去追求整体利益、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时，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扎实、细致、认真的群众工作就是必不可少的。做群众的尾巴，搞尾巴主义固然不行；在群众思想不通时进行强迫命令，搞命令主义也不行。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共产党人只能是启发者、教育者、组织者，其作用就在于通过教育和组织使人民群众认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与历史作用，并将这种作用尽可能充分地发挥出来，以求历史活动的最佳效果，这是党的领导的固有含义和内在要求。在此意义上，群众工作作为人的工作，远不是通过建章立制、健全完善制度就能够替代的。任何制度都只是外在的规定，都无法替代面对面的交流沟通与情感交融式的循循善诱，也替代不了深入人心、打开心锁的群众工作。通过群众工作，政策与制度就可以更好地走进民众的内心，为民众所理解、认同、接纳，政策与制度的实行也就有了更多情感认同的基础，也就会更加顺畅有效。对于群众思想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党始终高度予以强调。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就批评了红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主义观点，提出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理念：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他指出，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共产党员要“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有非常精辟的论述。“有些同志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对人民群众负责，不相信群众是自己解放自己，而站在人民群众之上，去代替群众斗争，恩赐群众解放，命令群众行动。他们犯了急性病，表面上积极，然而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党的口号变为群众自己的口号，怎样才能把党所提出的任务变为群众自己的任务。他们不知道如何才能去启发群众的觉悟并适当地等候群众的觉悟，不知道采取许多步骤去使群众自然而然地革命化，而企图用简单的、生硬的、命令的办法强制群众接受党的口号和任务，并强制群众起来行动。他们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而脱离了扎实细致的思想工作，即使好的政策也未必能取得好的效果，反而有可能制造矛盾。特别是在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脱离群众、强迫命令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深刻认识群众思想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及其不可替代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群众工作，特别是基层群众工作和网络群众工作极为重视，强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要推动群众工作的改革创新，把群众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增强群众工作的亲和力和感染力，提高群众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对于党的政策而言，群众路线还可以检验其实施效果，并不断推进其调适与优化。决策者制定的政策到底是否符合实际、符合群众利益，要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最终的评判主体，要看广大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任何政策，即使是充分吸纳群众的意见与智慧，即使是领导者的水平与素养再高，也无法保证完全符合实际，因为任何政策毕竟只是感性素材基础上理性加工的产物，其正确性与有效性都需要经过群众的实践检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持续的“到群众中去”提供了政策的有效反馈与调适机制，推动着政策的立、改、废。

五、结语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进行的伟大创造。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创立、运用与发展群众路线的过程。群众路线对于中国共产党不仅具有价值论意义——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当性基础，具有功能论意义——是党的伟力之源，而且具有方法论意义——大大推进了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和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当然，在现代性语境中，应该积极推进群众路线的制度化，从而使人民利益的维护与实现、人民诉求的回应与整合、人民智慧的吸纳与汲取、人民评价的形成与反馈通过民主与法制途径得到制度化的保障。这种制度化比之于主要依靠领导干部来实施群众路线要更为稳定、更加有效，也更符合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趋势与规律。一方面，领导干部的水平、时间、精力毕竟有所限制，有一个会不会、能不能的问题；另一方面，还有一个主观觉悟的问题，有一个想不想、愿不愿的问题。会不会和想不想、能不能和愿不愿都会限制领导干部在群众路线实施中作用的发挥，而民主法制的健全完善则可以有效保障民众的主体地位，很大程度上解决群众路线实施中过于依赖领导干部的问题。但是，不管如何制度化，不管现代民主法制如何健全完善，条条框框式的制度体系毕竟无法完全替代具有高度能动性的人，传统形式的群众路线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与巨大价值：领导干部仍然极有必要深入群众，仍然极有必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细致扎实的群众工作特别是思想工作是现代制度无法替代，也难以替代的。牢牢坚持群众路线，一方面继承传统好的经验做法，一方面根据形势发展与时代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其实现形式，乃是中国共产党恒久的成功之道。

（责任编辑：廖吉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