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稿 | 中亚国家的政治发展与俄罗斯因素

【原标题】中亚国家独立30年研讨会——中亚国家的政治发展与俄罗斯因素

2021年是苏联解体、中亚国家独立建国30周年。借此机会，可以回顾总结中亚国家30年来政治发展的路径及其绩效。当然，观察中亚国家，不仅关注这些国家内部政治进程，还要注意影响这些进程的关键外部因素。

一、框架与语境与政治实践

中亚国家在获得独立之后面临着艰难复杂的三重任务，也就是德国学者克劳斯·奥佛所说的三重过渡。首先是构建自己的国家，其次是建立市场经济，再次是形成竞争性的民主。

克劳斯·奥佛的说法当然是西方学者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我们姑且对此加以认可，先探讨中亚国家独立之处所面临的内部环境。

这三重任务都是中亚国家非常不熟悉的场景（相比之下，东欧国家在加入苏联阵营之前都有市场经济等方面的经验）。

（一）中亚国家独立之时的语境

首先，中亚国家的独立可以说是“从天而降”，与世界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相比，独立不是长期民族解放运动、斗争的结果。虽然在苏联后期，中亚国家内部民族自我意识不断滋生和上涨也是客观事实。但另外一个事实是，在关于是否保留苏联的公投中，中亚国家总体上是赞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亚国家对真正的独立，脱离苏联独立建国，是缺乏多方面准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心理的、思想、知识以及组织等多个方面。

其次，苏联解体、中亚国家独立之时的国际环境也很重要。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俄罗斯选择西方民主制度，中亚国家在这个大环境当中别无选择，至少必须至少在口头上宣示要建设一个与苏联完全不同的制度和国家。中亚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俄罗斯制度建设的经验，在形式上采取了西方式的制度模式，在短时间内完成了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构建。

再次，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新独立国家上台执政的是什么人？基本上是原来苏联时期的官僚，这些人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本，成为新政权。这一点对我们观察和理解中亚国家的政治发展十分关键。

简要总结的话，那就是中亚国家在经历了短暂的不知所措并确认独立事实之后，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新制度的构建工作。纸面宪法，民主制度，多党制，议会，三权分立，以及私有制，市场经济等等。

（二）中亚国家的政治实践：一个解释框架

探讨中亚国家的政治发展，一个可能的解释框架就是政治权力与社会之间围绕治理、合法性、政治参与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等等一系列问题的互动，互动的结果就表现为治理绩效。

掌握了政治权力的原苏联官僚，需要至少在形式上实行民主，实际上关键目标是长期掌权。因此，不可能实行竞争性民主。

中亚国家的政治实践可以概括为一下几点：

• 政治权力控制国民经济的制高点；排除可能的竞争者的经济基础；

• 政治权力控制宗教活动，坚持新国家的世俗性质；

  
  

• 政治权力控制媒体；

• 政治权利控制社会，选择性地利用民族主义、族群认同、光荣的过去等等要素作为合法性的基础；乌兹别克斯坦则是利用马哈拉进行社会控制；

• 建立政权党，作为政治权力的附庸。

政治权力与社会关系的失衡，构成中亚国家独立三十年来政治发展的主要特点，而这种失衡的互动关系迄今为止既保证了中亚国家的基本稳定，同时也是不可持续的。

中亚国家从政治权力与社会互动模式角度，可以大致分为两类。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为一类；吉尔吉斯斯坦为另一类。

吉尔吉斯斯坦：能够证实规则的例外。阿斯卡尔·阿卡耶夫当政之时，誓言要将吉尔吉斯变成中亚的瑞士。30年期间改写宪法10次。在扩大与限制总统、议会、政府的职权方面不断摇摆，似乎还没有找到一个较为适当的安排。用民主的方式【全民公决】不断修改宪法，这是吉尔吉斯独立以来的一个显著现象。

（三）政治实践的后果

第一，资源【权力和资产】高度集中在极少数特权群体手中，极大地影响到这些国家政治进程的结构。

第二，政治和社会行为者的数量实际上被减少到最低限度。

第三，体制都倾向于维持现状。体制内部的行为者对改革或者任何体制性改变都毫无兴趣。

“租金资本主义”社会【“rent capitalism”】，不仅是有油气资源国家【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的特点。还有另外一种租金——财政和行政租金。

第四，制度的孱弱。根本原因是，新精英无意建立稳定的制度。租金资本主义产生循环性的政治进程，精英的本质不是追求发展战略，而是对资源的无限制分配。虚弱的制度给精英提供的政治环境，能够使竞争性集团充分实现他们的争斗。而在制度强有力的情况下，想做到这一点要困难得多。

第五，个人化权力体制给出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多党制，政权党往往是领导人的代理人。

第六，权力关系的庇护主义、非制度性和世袭性质【clientelistic, noninsititutional, patrimonial】。

第七，制度性的腐败。

二、俄罗斯因素

从中亚国家的外部环境，这里最主要的还是俄罗斯因素。

当然，我们也要关注其他外部因素，如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泛奥斯曼主义；美国欧盟日本在中亚地区的政策，以及阿拉伯国家、伊朗、印度等的影响。这都是中亚国家过去和未来所面临外部因素。

这里所谓的俄罗斯因素，指的是俄罗斯作为一个殖民帝国，过去三十年对中亚国家的态度，从甩包袱到重新进行一体化的这样一个转变。主要和关键的一点就是，帝国的思维惯性和心态还在，只是由于受到资源等方面的限制，手段、手法有所变化。

一方面，俄罗斯试图用较小的成本保持对地区国家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地区国家离不开俄罗斯，同时又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如权力交接，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试图避免俄罗斯的控制和影响。譬如，吉尔吉斯斯坦，数次政变，但新政府上台首先要向俄罗斯表态示好。

俄罗斯的政治实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地区国家提供参考的样板，如政权党。在经济上，资源出口国，如哈、乌、土，与俄罗斯存在竞争关系，努力实现能源出口的多元化，同时吉、塔、乌等国则向俄罗斯输出劳工，获得劳工汇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矛盾。

• 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关系：不对称、不平衡、不平等并呈现出一系列单向度特质；

  
  

• 地区国家选择全方位外交，但有一定的限度，这个限度也就是俄罗斯能够容忍的限度；

• 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俄罗斯保留着使用武力进行干预的选项。地区国家对此十分清楚；

• 在经济、安全等领域，地区国家对俄罗斯有着单向度的依赖；同时，俄罗斯在经济、安全领域则完全不依赖于地区国家；

• 譬如，塔利班在阿富汗北部的活动对塔吉克斯坦是威胁，对俄罗斯则不是；

• 在安全领域，塔吉克斯坦需要俄罗斯，俄罗斯则不需要塔吉克斯坦。

  
  

中亚国家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制度框架和互动模式已经初步形成，绩效总体不佳。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未来中亚国家的发展取决了许多因素，当然首选取决于内部的因素。

第一，思想资源。中亚国家在制度建设和治理方面有多个参照系，但自身思想资源的匮乏是一个关键的制约因素。

第二，政治发展的最主要难点是，资源高度集中在极少数精英手里，新人极难进入政治市场。

第三，社会结构的固化与人口结构的变化，对治理构成挑战。中亚国家的发展缺失。如何产生发展的主体。

>>>中亚国家独立三十周年暨第二十届全国中亚问题研讨会 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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