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 音｜胡壮麟：语言学研究的融合
胡壮麟，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外语系双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内35所高校兼职或客座教授。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功能语言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全国文体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顾问。
语言学研究的融合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2020 年 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许国璋语言高等研究院、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英汉语篇分析专业委员会、北京外研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召开“第三届( 功能) 语言学融合、创新与发展高端论坛”。会议的主题为“语言学融合、创新与发展的路径”，具体表现在为了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和创新，外国语言学和汉语语言学应强调融合，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有待深入讨论和研究的课题，但情况远比想象的复杂，现将自己的认识和建议汇报如下。一、融 合 英语“Integration”一词在汉语中译为“融合”或 “整合”，是学术界长期关心的课题。融合的内涵含有事物由分而合的自然过程，整合的内涵则含有行政部门自上而下的有序过程。笔者曾写过“闲话‘整 合’”一文，试图探讨融合的种种定义，分析其特征，从哲学层面上阐述中西方对融合的不同认识，阐述融合和知识的关系以及知识融合与信息融合的有机联系。该文还讨论了融合在教育工作中的作用以及在外语教学和研究中的运用。在此以前，笔者有关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与符号学和语言学的联姻两篇文章，谈的都是语言学不同学科的融合。 融合的概念也表现在有关语言学科的许多方面，如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追求多种模态的融合，即意义的表达除语音和文字模态外，也可采用音乐、图像、表情、动作等模态; 语言学习的认知过程不仅有赖于学习者的“语言智能”，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融合数理逻辑智能、音乐智能、动作智能、空间智能等多元化智能，从而取得全面发展的更好效果;甚至制定国家语言战略时，我们必须考虑不同文明的相互交融。二、合理性
根据上节中有关融合的哲理回顾，笔者认为本次论坛讨论语言学研究的融合、创新和发展问题，特别是汉语语言学和外国语言学的融合，是具有合理性的，其理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语言学科
众所周知，语言学是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探索范围包括语言的性质、功能、结构、运用和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汉语语言学和外国语言学应该融合，同属“语言学”这个学科。这是名正言顺的，符合国际上的统一认识，对教育部和国家语委而言，也便于领导。
( 二) 国家战略
在“新时代，大格局”的背景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在 2019 年3 月 24 日的“第四届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高层论坛”会议上，正式提出“新文科，大外语，培养高级化复合型人才”的政策［7］。这便要求妥善解决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语言交流问题。我们既要解决尽快教好学好各种外语，也要解决对外汉语的教学问题。融合的语言学研究也有助于翻译水平的提高。因此，语言学研究的融合有利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以实际行动响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可见本次论坛抓住了外国语言学和汉语语言学融合的大好时机。
( 三) 韩礼德的中国情结和学术理念
在这次会议的通知中，有时在“语言学研究”前加上“功能”二字，说明融合与功能语言学的密切关系。笔者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进修语言学时的导师便是系主任韩礼德先生，他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他自幼喜好中国故事和中国文化，青少年时期便在英国伦敦学习汉语。从 1947 至 1951 年又曾是北京大学和岭南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他所倡导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有不少渊源于当时在岭南大学任教的王力先生。他对罗常培先生和高明凯先生的语言学理论也很熟悉。他一直期待渊源于汉语的功能语言学理论回归中国，为汉语语言学研究添砖加瓦。因此，外国语言学和汉语语言学的融合最能实现他的中国情结和学术理念。
三、问 题 尽管融合有如此众多的哲学理据和合理性，在我国具体操作时便会发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有待解决，不然难以迈开步子。（一) 语言学系在中国 我国是一个多人口、多民族、多邦交的国家。这些情况必然涉及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如何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学术界，特别是语言学界应当协助国家制定相应的语言政策，培养能担当各项任务的汉语和外语人才。这便要求从语言学的视角对不同语言进行分析和研究，帮助有关人员学习和掌握不同语言。然而，我国高校人文学院却很少设置语言学系，目前仅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语言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设有该专业，而且均附属于中文院系。笔者认为正是这个原因才导致高校不同院系各走各的路，在“汉语语言文学”和“外语语言文学”两个二级学科下分别设置“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和“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另一方面，我们也得承认，外语界和汉语界在语言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在对语言学的不同理论的认识和关注上，的确存在着不同看法和要求。正是这个原因，外语界对已故桂诗春先生当年坚持保留独立的“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表示肯定和支持。( 二) 外语界的内部分歧 问题的复杂性也表现在我国高校的外语学科或外语语言文学专业对语言学的必要性、重要性在认识上存在着严重分歧。鉴于我国高校外语院系一般奉行文学传统，走的是文学道路，通过外国文学学习和掌握外语。1952 年高校院系调整，尽管通过“外语语言文学”的学科设置从名称上将“语言”放在“文学”之前，给人印象强调了语言教育的重要性，但执行过程中只是停留在开设“听说读写”等技能课程，对语言学理论重要性的认识仍然不足，因而未能发挥语言学对外语教学的引领作用。事实上，除词汇学、语音学、句法学、语义学等必修课程外，至少像语用学、语篇语言学、教育语言学、多模态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知识对外语人才培养也是有用的。不然，我们高校的外语教学与外语专科学校毫无差异。 改革开放后，外语专业虽然仍然确定两个方向:文学方向和语言方向，并开始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但不少高校的院系领导和教师在实际工作中仍有所偏重。这表现在有的教师对文学方向的课程设置和教学驾轻就熟; 语言方向除“听说读写”等技能课程外，对专业课程不很熟悉。尽管上世纪 80 年代一批中青年教师在国外学习了语言学课程，及时为外语院系语言方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相关课程，协助教育部和有关专家王佐良、许国璋、李赋宁等解决语言方向的课程设置和培养方案等问题。即使如此，在讨论我国第一个英语专业教学大纲的草案时，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提出为三、四年级开设专业课程，未获表决通过。有的院校在新世纪把一些语言学教师调到院本部，单独成立外国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研究所。其结果是留在英语系的文学老师可以开设文学课程并指导文学方向的硕士生、博士生; 对比之下，留在英语系的语言教师只能从事“听说读写”技能教学，不能招收语言方向的硕士生、博士生。即使重视语言学研究的若干外国语大学，目前也存在这种情况。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这个学科难以在外语院系立足; 语言方向的教师和学生在教学中失去了语言学的引领作用，在语言理论和研究能力上很难提高。所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一旦脱离外语教学，原来起引领作用的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这个学科形同虚设，因为有关老师无法与外语教学实际结合。( 三) 国际会议 外语和汉语的矛盾也表现在国际会议的选题内容和通用语言上。 就国外召开的有关语言学理论的国际会议，按常理对不同语言的研究，包括汉语，都可以递交论文，参加会议。但就笔者参加过的几次国际语言学会议，会上知晓汉语的学者多半来自中国港澳台，也有国外高校任教的华人学者，内地( 大陆) 汉语界的语言学家几乎很少出席，其原因可能是国内汉语学者在外语表达能力上存在一定困难。其次，中国学者在出席国际会议时虽然尽可能向大会汇报自己对汉语的研究成果，但国外学者对汉语了解不多，也不太重视，因此中国学者的论文一般都被安排在分组会议上宣读，参加分组会议的听众屈指可数，而且多半是在国外高校学习语言学的中国留学生。 国内的情况又如何? 近几年，国内各个高校为了提高学校的学术声誉，尽可能把有些学术会议升格成国际会议，其实出席会议的外国学者仅二、三人。这便出现如何选择会议的通用语种问题。如果是外语，多半是英语，便会出现上百个国内学者用英语或外语宣读论文，并进行讨论。这样，国内汉语界的教师或学者很少参加，人为地造成外语研究和汉语研究的隔阂。有时也出现如下情况，如在河南大学召开的一次国际语言学会议上，通用语言是汉语，来自英国的一位教授却提出质疑，责问大会在国际会议上为何不用英语? 一方面，笔者支持会议组织者坚持用汉语，这样可以保证中国学者深入讨论问题; 另一方面，笔者也向会议组织者建议，可找一两位教师或研究生给与会外宾翻译论文重点和大会讨论情况。 这个问题不仅在国内发生，在国外也有。去年，在阿根廷召开过一次系统功能语言学国际会议，会上有好几个报告是用西班牙语宣读的，这引起出席会议的一位来自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教授的不满，认为会议应该采用国际通用语言——英语，并在网上提出批评。不料，阿根廷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语言学家纷纷反击，他们认为有权在自己国家和地区用西班牙语讨论西班牙语的语言学问题，不让会议走过场。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会，一方面期待学者把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用到不同语言上，一方面又不让学者采用本族语言进行学习和讨论，那么这个语言学理论就难以在英语以外的语言中推广和验证。 这类问题不仅在外语院系有关语言的学术会议发生，在文学方向教学中也有。20世纪 80 年代，北京大学英语系第一个文学博士生王宁的论文在答辩会上通过后，报请校学位委员会审查批准。当时笔者作为校委员会委员参加了此会，并汇报王宁论文答辩情况。讨论中，校委员会主席丁石孙校长对论文有意见，在会上提出，作为英语专业的博士生，怎么论文中经常出现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中国作家的成果，于是笔者解释道: 他的导师杨周翰先生同意王宁做比较文学研究，他必然要将英美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进行对比。论文最后终于获得通过。为避免类似情况，会后笔者不得不建议做文学研究的教师，以后尽量让学生少涉及比较文学的选题。 由此可见，语言学研究存在外语和汉语之分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即使是外语，从事语言学研究的教师一般是英语教师，其他外语语种为数很少。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当初成立“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所”试图把外国语学院各个外语语种集合在一起研究，十年来不论是教员还是研究生，都是英语的。四、若干建议 从以上介绍的内容不难看出，为了让我国语言学研究取得发展和创新，走融合的道路具有合理性，这应该肯定。但有的学校在实际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和困难，也是事实。因此，有必要具体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措施。为此，笔者有如下建议。( 一) 采用“连续统”的哲理 由于这次论坛的主题讨论语言学研究中不同语种的融合问题，因此笔者在本文第一节中介绍了融合的哲学根源。实际上，从哲学理念看，融合离不开它的另一面——切分( segmentation) 。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万事有分有合。我们分析问题时既要看到“合二为一”，也要看到“一分为二”。没有 分，就没有合; 没有合，就没有分。这是一个辩证关系。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笔者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韩礼德的“连续统”( continuum) 的理念值得一提，譬如说，语言是由各个语音组成的话语，或各个词语组成的篇章。同样，语言的概念包括各种语言和方言，任一方都离不开另一方。图示如下:图1 连续性
这就是说，我们在分析问题时，有时偏向“分”的一侧，有时偏向“合”的一侧，有时两者兼顾。具体到外语教学，在谈论融合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考虑学生个体的差异和特殊性。例如，每个外语教师都会发现，班上的每个同学都达到高考的录取分，特别是外语，但很快就会发现，有的同学听力强，能抓住说话人所讲述的大意; 有的同学口语能力强，善于表达自己想表达的内容; 有的阅读能力强，理解能力高，知识面广; 有的写作能力强，使用外语既正确，又说理清楚，文笔优雅。这时，有经验的外语教师应当既关注和保持有关学生的个性化，继续保持和发挥其长处，又能设法全面提高这位学生的语言能力。当然要每个学生全部达到全优，有一定困难。同理，在多模态小品中，人们都会发现尽管有多种模态出现，相互融合，但其中总是有一两个模态起主要作用，如话剧中以对话和动作为主，歌剧中以歌咏为主，舞剧中以肢体动作为主，新闻广播中以诵读响亮清楚为主，其余模态起陪衬作用。
（二) 设立分支学科
为了加强语言学的研究，为国家建设和战略服务，笔者认为应尽早在“文学”和“语言学”学科下，由各院校根据需要，下设各类分支学科。这是由语言学的重要性、多元性决定的，如:
——纯语言学研究可包括共时语言学、历时语言学、普通语言学、语音学、音系学、词汇学、语法学、语义学等;
——结合语言实际使用和分类的有语用学、方言学、修辞学、文字学、语源学、词典学、文体学、叙述学、话语语言学、比较语言学、类型语言学、对比语言学、方言学等;
——结合其他学科的有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
——结合语言教学的有教育语言学、第一语言教学、第二语言教学、外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话语语言学等;
——结合科技发展的有实验语言学、数理语言学、统计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机器翻译等。
显然，我国语言学科的发展必须走有合有分的道路。就“语言学”来说，它必然要与有关院系合作，设置分支学科。同样，外语专业除了文学方向外，为语言方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需要根据不同程度和培养方向开设上述的若干分支学科，这样才能体现外语专业的“一专多能”。即使文学方向的学生，学习和掌握文体学、叙述学、语篇分析、社会语言学、对比语言学、语用学等课程，对提高学生的理性思维很有帮助。同样，像比较语言学、对比语言学等分支学科的内容对翻译专业的学生肯定会有帮助。
( 三) 适用语言学的理念
系统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在本世纪提出的“适用语言学”( appliable linguistics) 理论对我们就语言学科的讨论有指导意义。这个理念不是轻易肯定一个学科，否定一个学科; 肯定一个理论，否定一个理论。它强调我们在接受和完成教学或科研任务时，对有关理论和方法的选择，要考虑目标、条件、方法、效果等多种因素和数据，才能决定哪种理论、那种方法最为适用。同样，在讨论学科建设时，如何分、如何合，我们也离不开目标、条件、方法和效果等因素和数据的综合考虑。
本文来源：胡壮麟.语言学研究的融合[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7(01):12-16.
本文转自：语言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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